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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在悬崖边上的人 
病友马林(化名)展示他购买的保命药PD-1。郑千里/摄 有4年抗癌经历的翟一平没有想到,他会因代购抗癌药失去人身自由。 从2016年开始,他帮在QQ群里认识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癌药,一些肝癌晚期的病友因此延续了生命。两年下来,他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每天都有许多病友发病例请教他。 现年46岁的翟一平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会触犯法律。 2018年7月25日,翟一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现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 祸起:为病友从德国代购救命药 翟一平代购的经历,要从2015年年底病友老米的“无药之症”说起。 在2014年罹患肝癌后,翟一平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常常在聚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群里与病友交流,老米就在群中。 当时老米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医院,所有医生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有治疗方法都没有用。翟一平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以下简称“PD-1”)和仑伐替尼(Lenvatinib,以下简称“E7080”),便推荐给老米,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 E7080是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2018年3月,日本批准将其用于肝癌晚期患者。PD-1是免疫药物,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与E7080联合用药效果更好。 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逼近100%。 但在那时,国内还没有这两种药,临床经验更无从谈起。“试了可能活,不试肯定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米听了翟一平的建议,成为国内较早尝试PD-1联合E7080治疗的“小白鼠”。 2016年5月,老米体内共有5个肿瘤,最大3.5公分。到了2016年9月,老米体内肿瘤仅剩1个1.5公分,其余全部坏死。这一检查结果连医生都感到惊讶。治疗期间,翟一平和老米把这个治疗方案分享给其他病友,收到了全国各地病友的询问:在哪里买的救命药? 当时的购药途径主要通过港澳或是国外。香港距离近,但患者从香港购买,比从德国买每个月多花1万元左右。于是老米向病友们分享了从德国购买的经验。 了解购药渠道后,有的病人自行去德国购买。但有的因为路途、身体等原因,拜托翟一平和老米代购。 慢慢地,由于联合治疗的药物对肝癌晚期患者非常有效,加上翟一平和老米的价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更便宜,找他们代购的病友越来越多。他们也有了新的合作方式:翟一平统计好购药数量后,由老米托朋友从德国购买,药到上海后,再由翟一平用冷链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 据在看守所会见过他的斯伟江律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转述,翟一平对代购国外抗癌药会犯下销售假药罪并不清楚,感觉很委屈。他的初衷是他卖的药可以救病友的命,他也能赚点小钱。 翟一平告诉斯伟江律师,一年前,他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后,身体乏力,就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虽然他代购药物能获得百分之五左右的报酬,但他要知道这是犯罪,肯定不干这种事情,因为“赚不了多少钱”。 翟一平妻子邓婷(化名)回忆,2014年翟一平做了微波消融手术后,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他代购的药,都是帮病得更严重的病友买的。在她眼中,翟一平是个好学又很会学的人:“国内外有什么药,这些药的药效和副作用,他都研究得特别透彻。” 求情:“请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 翟一平的案情牵动着许多病友的心。截至2018年8月9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 这些病友主要来自翟一平管理的“爱肝计划”QQ群,截至8月9日,群里有978名成员,主要以肝癌患者和患者家属为主,而群文件里分享的,大多是病友们尝试过的各类药物及用药经验。 得知群主被拘,病友们集体商议要一起写求情信,为翟一平做些什么。至于求情信写给谁,他们也不知道,只是每个人的第一句话统一写着“尊敬的领导”,而文末都写着“请求对翟一平不予刑事追究”之类的话。 在这些求情信中,有些病友并不知情翟一平代购抗癌药一事,只是描述翟一平为他们推荐好医生、好医院、帮忙看片子的经历；曾用过代购药的一些病友,提供了他们比对其他代购或药商的价格,称翟一平提供的抗癌药,比其他药商便宜且有效。 但其中最焦虑的,是一些因为翟一平被羁押,即将或已经断药,一时找不到新的购药途经的病友。其中一封求情信上说:“说得更自私一点,他不出来,我们就得断药。” 群友胡玲是江苏无锡人,从事财务工作,年薪8万元,独生女,尚未成家。她到现在还没有告诉61岁的患病父亲,翟一平被羁押后,未来要么高额买药,要么断药。 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买假药、买贵药了。2018年4月,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不能手术,也不能化疗和放疗,医生判断顶多两个月的生命。“刚查出肝癌晚期时,我爸很沮丧,病怏怏地躺在家,不愿意说话”。 在医生的推荐下,他们联系到一家药商,开始尝试联合治疗,但药商提供的PD-1一针3.2万元,E7080一盒20粒2.5万元,高额的药物让胡玲一家压力巨大。 更让她绝望的是,父亲用药后开始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反应。她通过朋友辗转联系到翟一平,才知道药商提供的E7080可能是假药。她转而使用翟一平提供的药 D-1一针1.2万元,E7080一盒30粒1.9万元。 翟一平还手把手地指导她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PD-1使用后有什么症状和副作用,要忌口什么……3个月后,父亲的甲胎蛋白指数(一种诊断原发性肝癌的肿瘤指标)从51878降到现在的6125,病情稳定下来了。 用药见效后,胡玲父亲的求生欲大大增强。“现在他食欲很好,还很乐观和人家说要控制好肿瘤,保下这条命,哪怕不能出去干活儿,在家帮她们母女俩看门也行”。 “现在着急的是要断药了,也没有专业的人指导。”胡玲说,翟一平是平价代购,有时候还帮我们补贴快递费,是个好人。 老米曾问过医生关于断药的后果。医生说,停药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之前的努力都可能成为泡影。 每天早上,胡玲都会看到群友们在群里互道早安,互相打气。“我们这个群基本上都是穷人”。 有些偏远地区的医生在PD-1联合E7080治疗方面的临床经验较少,病友们的用药经历,对这些地区的患者很宝贵。 一名患者在求情信里说:“希望各位领导能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毕竟在抗癌路上恋秋(翟一平的网名)一直都在无私地帮助各位病友。” 2018年7月,抗癌药昂贵的议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政府抗癌药零关税、医保谈判等举措也预示了抗癌药降价的可能性。但这些举措的受益者,也就是群里的患者,仍然会因翟一平被拘而担心自己不能再用上保命药。 2018年6月15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正式批准PD-1上市。群友刘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抗癌药走进国门是好事,但对于长期需要吃药的家庭,如果药价比翟一平的代购更贵,他也承担不了很久。 拷问:现实和法律的碰撞 直到翟一平被拘,“爱肝计划”群里的很多患者才意识到,他们眼里有效果的真药,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药。他们很疑惑,为什么能保命的进口代购药会被认定为假药? 瓜瓜(网名)在QQ里说:“按照目前这样难道国外买的都是违法的吗?可是不吃我们能怎么办?我想活着。” 她发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几张手臂和大腿的图片:皮肤薄脆,青红色的血管粗大明显,密密麻麻地裸露在手臂上,明显有裂开的状态。瓜瓜解释,她患有自身免疫性肝炎后肝硬化,国内药副作用很大,皮肤和身体都受不了,所以经常拜托朋友去国外购买。 2018年3月,在中国肝癌领导力论坛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是肝癌大国,全球有50%以上新发和死亡的肝癌患者都在中国。中国肝癌5年生存率仅为12.5%,远低于日韩等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在癌症患者群体中,代购国内尚未上市的抗癌药的情况很普遍。翟一平对斯伟江律师说“大家都有这个需求,谁也不愿意让亲人等死”。 但法律早已划定了红线。《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 也就是说,所有没有被国家批准的药,都会被当作假药。 因代购进口药物受到惩罚的,不止翟一平一个。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宏伟分析,这个规定具有合理性,相比东南亚等地区,中国的药品管理标准更高,可能存在购买东南亚生产的药品后产生不良反应的情况。 “但这个(规定)过于一刀切了。如果从安全角度去参考,日本和欧美的安全标准远高于中国,有些药品吃了很多年,临床验证确实是有效安全的,如何尽快使用到中国患者身上,有关部门应尽快想办法。” 群里有患者感到不解:“一个病人因帮助其他病人而成为罪犯,是不是有些荒唐?”许多群友表示这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斯伟江律师看来,翟一平案子的问题出在立法上。 他追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立法沿革发现,1997年《刑法》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定义假药,而当时有效的《药品管理法》所规定的假药并没有包括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进口的真药。 但2001年修订《药品管理法》后,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导致销售进口真药也会入刑。 这两个修改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导致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的进口真药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假药。因此,他建议,对自救自主性质的国外代购药品,必须设置有危害后果的条件,如果没有危害后果,无论是否有所获利,都不应入刑。 翟一平案目前仍在侦查阶段。 由于被羁押,翟一平原定7月30日的例行体检无法进行。妻子邓婷说:“案件归案件,身体归身体,毕竟他是一个肝癌患者。” 本报北京8月13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魏晞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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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日啊还不是一般的和尚，是‘护法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