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谈国学：从不用国学这词 更爱用中华传统文化

流沙河谈国学：从不用国学这词 更爱用中华传统文化

流沙河

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常识，吸收传统文化美好的东西。

    敲开门上写着“余宅”二字的大门，开门的正是流沙河老师。土色的帽子、绿色的羽绒背心、褐色的暗条纹裤子，包裹着一个虽瘦却精神抖擞的老人。简单寒暄后，流沙河老师让我们在客厅坐下，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和笔率先“抛”出了对国学的理解及看法：“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礼》就有记载：‘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当时办的是贵族学校。汉代把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称‘太学’；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称‘国子监’；到清代，把一切官办的学堂统称为‘国学’。你在县上考取了秀才，就‘入学’了，称‘生员’，就有二三两银子的‘膏火费’；后来国学的内涵发生了嬗变,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把经、史、子、集都叫‘国学’，还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都叫‘国学’。国学的基础称‘小学’，包括‘音韵学’、 ‘训诂学’、‘文字学’等；到民国初年，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到五四运动时，胡适他们改称为‘国故’，提倡‘整理国故运动’。所以在我看来，国学是历来中国读书人需要掌握的传统文化常识，我从不用国学这个词，更喜欢用中华传统文化。”

    流沙河介绍，在他上小学时，当时的教科书有六种版本，书中除白话文外，有大量的唐诗宋词等。“我还记得教我们的老师是尊经书院来的，看到当时的教材后很生气，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那么多的精髓，为何还要将白话文收录在教材中。于是他做出了惊人的举动——直接废弃了当时政府颁发的教材，从自己的诗词库中找文章给我们抄写让我们背诵。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古文及古文字的兴趣越发浓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研究中。”

    对于近年来国学热的现象，流沙河无奈表示：“传统的文化多得很嘛，不要以为一切旧道德的东西都是国学，读点《三字经》、《百家姓》，穿起黄马卦、拿一把摺摺扇，摇头晃脑，完全就是表演，有名无实！”

    流沙河认为“国学”热重在吸收“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注重表面形式。为此，流沙河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去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常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太过功利。流沙河支招：“中学生的课本中应多增加唐诗宋词、《诗经》等选段，大学生应该掌握《诗经》中70至80首左右的诗词。”

龚鹏程｜国学包括佛学吗？
    前几年，媒体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时，先生都逊谢说不敢当。许多人也不以为然，说季先生擅长的是印度学佛学，那能算是国学吗？人大国学院把藏传佛教列为教学研究内容，号称“大国学”时，许多人也不苟同，认为传统经史子集还没弄明白，就好大喜功起来，不免大而无当。

    说到什么是国学、谁是国学大师，大家的意见从来都不统一。唯独说章太炎先生为国学大师，世无异辞。章先生本人也颇以此自诩。因此我们谈起佛学与国学的关系时，不妨由章先生讲起。

    1906 年章先生在日本，便模仿日本人的国学运动，发起国学振兴会，对鲁迅、钱玄同等人讲说中国国学。1913 年，他在北京，遭袁世凯软禁时，亦以讲国学自遣。1922 年居上海，又作国学系列讲座。《申报》经办此次讲会，有广告词谓:「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可见当时人心目中国学家之代表，就是他。

    但是太炎先生所讲的国学，内涵究竟为何?包不包含佛教？

  首先，佛学到底能不能算是国学，于今观之，或不能无疑。不过，在清末民初，知识人颇以论佛学为时尚，且亦将之视为国学或国故中的重要部分。梁启超胡适论国学，就都曾把它列入范围。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曾开列了《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异部宗轮论述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般若纲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阿弥陀经》《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十二门论》《中论》《三论玄义》《大乘起信论》《小止观》《相宗八要直解》《因明入正理论疏》《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坛经》《古尊宿语录》《宏明集》等廿一种佛书，外加一本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

    讲国学，且是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佛经居然开列如此之多，不能不说是怪事。问他要书单的清华大学学生首先就质疑:「做留学生的，如没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议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答辩，则说将这些列入，乃是要留学生知道这些都是应该知道的书云云。

    胡适的回答固有其道理，但也还是令人不解，因为佛书比例太高了。相对来说，道经就一本也没有。且既列了《大乘起信论》，又把梁先生的考证也算最低限度书目，便显得跟其他领域轻重失调。因此这个书目大抵只能说是显现了胡先生个人的兴趣，或民国初年知识界对佛学十分重视之气氛。

    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并没有列佛书，看起来似与胡先生不同，但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却明白说过:「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第一个，当然是儒家。可是梁先生说佛为儒之外一大源泉，佛家「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推崇亦可谓甚至矣!

    依胡先生梁先生这样的看法，佛学自然是国学领域中该仔细研究的部分了。

    由此进而观察章太炎的情况，则更有趣。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连史学都没谈，佛教问题当然更未厕列其间。章先生另有一本《国学略说》则是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佛学亦未专门讨论。

    既如此，在章氏观念中，佛学不属于国学领域啰?是又不然。

    章先生在具体阐述国学内涵时，屡以佛理说之，情况就如他作《齐物论释》时那样。同时他还与梁启超一样推崇佛学高于儒学。其《国学略说‧诸子略说》云:

    《中庸》之言，比于婆罗门教，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者，是其极致。乃入摩酰首罗天王一流也。儒释不同之处在此。......若全依释氏，必至超出世间，与中土素重世间法者违反，是故明心见性之儒，谓之为禅，未尝不可。惟此所谓禅，乃四禅八定，佛家与外道共有之禅，不肯打破意根者也。昔欧阳永叔谓孔子罕言性，性非圣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务谈天说性，则譬之食肉不食马肝，亦未为不知味也。

    这一段话，可视为他论儒佛关系的总纲。重点一是区分儒佛，儒只重世间法、佛超出世间，因此佛境界高于儒。其次，儒者有一种只重在修己治人的，这种也很好，与从佛者可以各行其是;另一种则受佛教影响，喜欢谈天说理，或讲明心见性，但此种其实仍不及佛。

    所以他说王阳明、邹东廓、欧阳南野、聂双江、王塘南等皆明心见性，日事宴坐，见解都很高。王塘南云一念不动，念念相续，更是被他认为就是佛家讲的阿赖耶识。可是「释家欲转阿赖耶识以成涅槃，而王学不然，故仅至四禅四空地」。

    其宗趣如此，故儒家中最高者为孔子颜回，孟荀以下大都只在世间，未超出人格。

    这些话，须再做些解释：

    章氏之学，本原在经学小学，这是一般人之印象。但经学可能只是他自「诂经经舍」学来之一套知识，对这套知识研练虽精，却不见得具有价值上的认同感。因此他说:「《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又说:「《尚书》不过片断史料而已」;《易》则只能用来清谈，若施之于人事，必导至《礼记‧ 经解》所云:「易之失贼」，为什么?「施之人事，必用机械之心;用机械之心太过，即不自觉为贼也。盖作《易》者本有忧患，故曰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若之何其不贼也?」《仪礼》 安上治民、《周礼》治太平，看起来好像较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仍然是有限的。

    由经学发展下来的儒家，成就因而也是有限的:「儒者之书，《大学》是至德以为道本、〈儒行〉是敏德以为行本、《孝经》是孝德以知逆恶。此三书实儒家之总持」「儒者之业，本不过大司徒之言，专以修己治人为务」。修己治人，这不是很好吗?是，章先生也说这很好，然而并不是顶好。

    因为修己治人都属于人间事，依章先生说，这就叫未超出人格。整个儒家体系中，自周公以下就都未能超出这个格局，只有孔子颜回例外:

    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则不限于此。......盖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者，意非意识之意，乃佛法之意根也。......欲除我见，必先断意根。毋必者，必即审慎思量之审。毋固者，固即意根之念念执着。无恒审思量，无念念执着，斯无我见矣。然则绝四即是超出三界之说。六朝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谓老孔远不如佛，玄奘亦云，皆非知言之论也。孔门弟子，独颜子闻克己之说。克己者，破我执之谓。...... 颜子之事不甚着，独庄子所称「心斋坐忘」能传其意。...... 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即本来无物，无修无得之意。然老子亦见到此，故云:「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德者，得也。有所得非也，有所见亦非也。......皆超出人格。......佛法立人我二执，觉自己有主宰，即为人我执。信佛而执着佛、信圣人而执着圣人，即为法我执。推而至于信道而执着于道，亦法我执也。绝四之说，人我法俱尽。「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执也矣。此等自得之语，孔颜之后，无第三人能道。

    孔颜之外，依他看，老庄也均尝道及此境。其后，子思甚高，可以超出人格，但超出而不能断灭，故只入于佛法之所谓天趣。

    天，在中国人看来是最高了，但以佛法衡之，佛境界又更在天上。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只居佛法的欲界天;子思所说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相当佛教说的色界天，与印度婆罗门崇拜梵天王相似。到孟子，又比子思更高。不说天，只说我，以我为最高，万物皆备于我。此说若一转而入佛法，就可成为三界皆由心造之说。可惜孟子只如印度之数论，立神我义，以为一切万物皆由我流出。这就容易形成我慢，比不上孔颜了。但他不论天，由色界天入无色界天，又比子思高了一层。

    他们都是超出人格的，然主要用心毕竟仍在修己治人，故又与婆罗门及数论不同。荀子则反对思孟，专务人事，有人趣而无天趣，故论政优于孟子。

    此后儒家就分两派，一派修己治人，一派明心见性。前者不超出人格，后者超出。前者如曾子、荀子、王通、范仲淹、胡安定、叶水心、陈止斋、吕东莱、顾亭林、颜习斋、戴震等。后者如李翱、周敦颐等，宋明理学家大抵归于此派。

    但明心见性之儒，并不是由孔子颜回那里直接学到这样一条思路的，乃是由佛教那儿「阴袭」或「改头换面」而来。其中程明道、陈白沙都近于四禅八定工夫。

    对阳明，太炎先生亦不甚推崇，谓彼拖沓，不如心斋直截了当;王塘南胡正甫则所见高于阳明。「正甫谓天地万物皆由心造，独契释氏旨趣。前此理学家谓天地万物与我同 体，语涉含混，不知天地万物与我孰为宾主，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 说亦然，皆不及正甫之明白了当」。至于刘蕺山讲诚意，章先生更不以为然，说:「诚其意根者，即堕入数论之神我。意根愈诚，则我见愈深也。......诚之为言，无异佛所称无明，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因此总括起来看，明心见性之儒，亦可称为禅，只不过乃是佛与外道共有之禅，尚未打破意根。

    太炎先生论儒佛关系大抵如此。从究极处说，佛与孔老都到达了超世无我之境界。但因社会条件与需要不同，中国人平常只讲世间法，宋明有讲明心见性者，见地亦不甚高。

    如此说，乃以孔老合于佛也，且以佛说判别诸儒境界。诸儒论心论性，便指其袭禅或竟是禅。

    如此崇佛抑儒，虽不废孔学，谓儒者修己治人，符切中国之需，且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未必人人均要去说心性云云，但在理趣上确是宗佛而非宗经征圣的了。

    论儒家如此，论道家亦然。云老庄之善者，在于能契佛法，以老子说「涤除玄览」、庄子说「心斋坐忘」为证，而对此后道家道教之徒殊为不屑，作风颇类其师杨仁山。仁山作《孟子发隐》《道德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讲孔老佛一源，大体亦是如此。

    故综合起来看，太炎之国学，不但包含佛学，甚至是以佛学为最高，并要以佛学来衡估儒道、评量百家。他是“国粹派”之大将，可是对于什么才是国学中最高之理，他恰好就不是个本土国粹派。

    许多人以为既讲国学，尤其是从经学小学来讲国学，应该就是儒家或以儒家为主的，太炎先生其实正好不是如此。早年推崇诸子高于孔子，末年虽重新推尊孔子，但他说孔子之所以高于诸子，实际上却是说孔子合于佛法。

    对于杨仁山、章太炎这样的说法，我都不赞成。其问题，一是价值选择及文化认同上的。

    太炎先生讲国学，系以「昌大国性」为念，不同于一般纯知识之讲说，故能动人。然而佛法玄谈，太炎先生自己也说非目前用世所急，否则流弊即是清谈，非惟祸及国家，抑且有伤风俗，有决江救涸之嫌(以上均见〈诸子略说〉)。既如此，一定要合孔老于佛，什么用意呢?昌明国故，而令人知国故之最高者仅合佛法之一端，其余不过尔尔，又如何昌大国性呢?

    其次，是如此说在知识上合不合理的问题。例如把孔子之「毋意」解释为断意根，把老子的「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解释为无得亦无不得，都可说是附会。

   《诸子略说》中还说庄子有近于佛家轮回之说;儒家云无极、道家云无始，则近于佛教之说无尽缘起;又谓明儒万思默云静坐之功，若思若无思，便是佛法中的非想非非想......等，也都是附会。

    附会最严重的，则是以唯识学去解释儒家之说性。认为佛说阿赖耶识本无善恶，故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意根执着阿赖耶为我，乃生根本四烦恼:我见我痴我爱我慢，故孟子亦有见于我爱而说恻隐之心、说性善;荀子有见于我慢，所以说性恶;扬雄见我爱我慢交相用，故说善恶混等等，不但对荀孟性论皆颇多误解，牵引唯识，大谈阿赖耶，亦殊无必要。

    在《国故论衡》里，太炎先生论因明、唯识、轮回及无生宗旨亦甚多，但主要毛病相似，故此处不另予分疏。

    这里我要说的是: 太炎先生努力以儒合佛，并用佛义来解孔解庄，除了附会之外，还显示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花了许多心血，想超越宋明以来儒者辟佛与阴袭佛学各偏一端之格局，走出一条新的综合之路，把佛教纳入国学中，并强调儒佛本源不殊，只是方法因地制宜故有不同而已。这条新路向，不能说不具特识，其苦心孤诣是极值得佩服的。不过，如此作法却恰好颠倒了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

    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儒佛在本源上可能正是相异的。特别是从太炎先生精熟的唯识学来看，唯识与儒家乃是根本的不同，不容混为一谈。可惜杨仁山章太炎他们那一辈人，格于时代气氛，又受真常心系理论之影响，未发现这一点。或虽发现，例如太炎先生已由唯识学看到了孟子性善说与唯识迥异，但他未由此继 续深入去看，太快就将孟子归摄于佛法之下，判其为我执、神我，而以告子之论性合于佛法。于是这个问题就滑过去了，一直要到熊十力《新唯识论》出，这个问题才被彰显出来。

    熊先生与支那内学院为此大开笔仗，儒家「性觉」、佛家「性寂」之不同才得阐明。

    也就是说，太炎先生虽看到了儒佛不同这个问题，但他对佛学较为推崇的价值观及附会以求合的解释方法，却令他未能真正去处理它，以致在《国故论衡‧辩性》中纵横博辩以说无生宗旨的那些宏论，在历经儒佛大辩难以后，回过头来看，感觉格外可惜。惜其但为先生染于佛法之性论，而非国学史上论性诸说之平议也。

    深染佛法，于先生固无伤。然儒佛同乎异乎，恐先生终不能明也，其所谓国学亦终于圂囵也!

    由章先生这个例子看，我们就可知道：佛学列入国学，当然是没问题的；如何看待佛学与中国儒道诸子之学的关系，却才是真正的问题。章先生的答案如果不妥，现在的国学发展，又当提出什么答案呢？

沙发 2019-12-2 00:01 评论(0) 收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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