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2月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井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罗列了毕井泉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以及旅游、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等罪责。决定给予毕井泉开除党籍与公职处分。
毕井泉被“双开”的消息出来后，整个医药圈为之震动，大部分人士都认为毕井泉是中国医药行业的功臣，他出事好像是个例外。
说毕井泉是功臣主要依据，一是他1996年任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2006-2008年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再加上后来7年（2008-2015）任职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长期参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他在担任国家食药监总局 党组书记、局长期间（2015.03-2018.03）推动的药审改革，有三大功劳，首先是推动了创新药优先审评审批，加快了创新药上市的速度；其次是加入ICH与国际接轨，与外资药企交流融洽，并被国际药物信息协会（DIA）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国际合作上的卓越领导力和非凡的勇气与胆量；三是大力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解决药物有效性问题。
与此相对应的批评声音有：一是2015年以来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342个品种，数量上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但我国审批创新药80%都是跟随、模仿、换剂型、改变用药途径，甚至是国外淘汰品种等，其明显的特点是，我国绝大部分创新药都要靠巨额回扣来实现销售，俗称“神药”或“伪新药”，创新药靠巨额回扣来拉动销售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二是毕井泉从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任职开始，就一直与国际医药巨头交流频繁，帮助外资药企长期在华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三是2016年启动的一致性评价，至今近10年，累计过评品种1622个、涉及9840个产品，估算全行业耗资759亿元。但国内药厂耗费巨资进行一致性评价，仅仅是把药品在研发阶段已经完成的事情重复一遍（纯属劳民伤财），并不改变中国药典和GMP 要求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包括原料、辅料和包材。一致性评价的真实结果，一是延长跨国药企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间，二是让国外药企的产品在中国获得高定价的绝对优势，高定价必然有高回扣（如GSK、AZ等回扣大案），更为严重的是，外资医企首先发起并带动了医药行业的“高定价、大回扣”成为普遍现象。
大家可能要问，这些问题与毕井泉有什么关系？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一、2006年毕井泉主导了药品顺价加价15%政策 的出台，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倒逼药企利用创新的名义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地下交易竞争。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2006年底，在时任党组成员、秘书长毕井泉的强力推动下，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发改价格[2006]912号），要求“医疗机构销售药品，要严格执行以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的规定。药品实际购进价是指扣除各种折扣后的价格”，即顺价加价15%政策。
据卫生部资深专家李宪法回忆，在酝酿出台该政策时，除外资医药协会外，参与研讨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不赞成这一违背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体制要求的政策，但在外资医药协会的怂恿和支持下，毕井泉力排众议，执意在最终的方案上亲自用红色铅笔加上“顺价加价15%”几个字。
毕井泉为何违背大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搬出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这主要是源于毕井泉计划经济的思维，认为“医疗不能逐利、不能市场化”，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允许医院逐利，必然倒逼医院地下逐利；不允许医疗市场化，就必然形成地下市场化。地下就意味着腐败、黑暗、成本高，还有过度医疗，不但让老百姓多花了钱，还丢了性命。如果像日本及台湾地区那样，允许医疗市场化，允许医院逐利，就绝对没有当今中国医疗腐败成为普遍现象的灾难。
具体到顺价加价15%政策而言，在“采购价格越低，买方获利越多”的正常情况下，价格高的产品很难卖出去。但在顺价加价15%政策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进价10元的药品，医院获利1.5元；进价100元的药品，医院获利15元）。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政策结果就是医院大量抛弃原有价廉物美的药品，选择价格畸高数倍的进口合资企业的产品。（大量进口合资药企的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定价是周边地区的数倍，如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抗癌神药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定价是印度的55倍。再如，据公安干部调查，GSK中国药品的价格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最高的达到其他国家的7倍。）统计数据显示，顺价加价15%政策推行后，三级医院外资原研药的使用金额占比从原来的20%左右飙升到85%以上，二级医院外资原研药的使用金额占比则从原来的10%左右飙升到55%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患者看病药费支出的成倍增长。但这些问题仅仅是顺价加价15%政策导致的所有问题中最微不足道的，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
顺价加价15%政策最大的问题是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倒逼药企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地下隐性交易的竞争。准确的讲，倒逼药企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地下交易竞争的政策是加价率管制政策，包括顺价加价15%政策以及后来基于这一思维出台的更为极端的零差率政策 。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加价率管制，只不过一个加价率为15%，一个加价率为0。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加价率管制就是一个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性、逼良为娼的政策。因为加价率管制政策颠覆了“采购价越低、买方获利越多”这一正常的基本规律，让企业之间公开合法的正常价格竞争机制失灵，倒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不采用“高定价、大回扣”的竞争策略，否则就难以生存。其逻辑推演如下：
（1）顺价加价15%的差价率管制政策下，A、B两厂的竞争关系与结果： 
（2）零差率的差价率管制政策下，A、B两厂的竞争关系与结果： 
二、毕井泉主导的药品加价率管制与医疗不能市场化等医改理念倒逼“伪新药”、“伪学术”、“伪医疗”泛滥成灾。
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等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强制推行，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导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愈演愈烈，药价虚高1300%、回扣40%的芦笋片，药价虚高2000%、回扣38%的克林霉素磷酸酯，还有“福建漳州医疗腐败、全线失守”等丑闻一次又一次冲击国人的神经。实际情况是，中国药品价格的50%用于医院、医生以及政府官员的商业贿赂（据有关报道）。那为什么不取消废除这一不当管制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毕井泉为这一不当管制披上了“医疗不得市场化”、“破除公立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等神圣外衣，使得利益、权力和思想紧密纠缠在一起，把不当管制的恶果当成进一步加强管制的理由。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企不得不选择的竞争策略。为了高定价，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伪创新。因为真正的创新，难度之大令人生畏。全球创新药研发有一个“双十定律”，即10年投资10亿美金才有望成功研发一款新药。近年来我国审批了很多创新药，但据上市公司公开数据，我国创新药的研发费用约2-3亿人民币（有的改良式创新花一两千万元即可国内上市），同时我国创新药获准上市所用时间平均为7.6年。在FDA看来，花费这么一点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研发出真正的新药。前FDA官员曾表示中国所谓的创新药按FDA标准，可能80%都批准不了（仅有20%是真创新）。业内人士都知道我国绝大部分药物创新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基于药学原理和临床需求研制出来的，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新药，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临床价值的“伪新药”。中国医药企业为何要劳神费力申报“伪新药”呢？这是因为中国有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这一加价率管制政策，让伪创新能获取暴利。
由于缺乏必要的临床价值，我国近年审批的大量创新药在国内必须通过巨额回扣才销得出去，在海外的销售则完全为零。这充分证明了“伪创新”的本质。2020年9月，媒体曝光的一封举报信中指出临汾市人民医院使用的抗肿瘤药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国内某药厂1.1类新药，医保谈判价格即医院售价3409元/盒），医生每盒拿400元回扣；众所周知，真正的新药，都是能够解决独特问题、满足临床需求的产品，根本不需要回扣来推动销售。但在加价率管制政策下，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伪医疗”、“伪学术”在我国大行其道、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
三、一致性评价是外资药企为拖延专利药到期后长期享受高定价特权而设计的政策工具，毕井泉被老外忽悠不浅，让中国药企和老百姓都深受其害。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在“政策开放+要素红利+全球链嵌入+创新升级”四重引擎驱动下，中国制造的产品“同等价格下，中国制造质量更优；同等质量下，中国制造成本更低”，规模化生产能力和供应链效率优势突出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制药领域，这一优势同样明显，尤其是在工艺成熟的仿制药领域，不少跨国药企甚至直接在中国办厂，“中国生产+世界销售”。但在中国市场，外资药企却不得不面对国内药厂先进制造“物美价廉”的压力。怎么办呢？外资药企协会早期公关在国家发改委任职的毕井泉，搞出了中国独有的“原研药”概念（专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创新药），并给予原研药“单独定价”政策这一超国民待遇。因为在全球，就药品质量而言，都只有合格品与不合格品之分，没有质量等级之别。就药品的价格保护而言，药品就只有专利药和仿制药的区分，例如，在美国和日本，专利药到期后，就根据药典的合格与否标准，直接和仿制药进行价格竞争，普遍最少要降价到原来价格的四分之一，这一现象叫做“专利悬崖”，美国的仿制药大部分是印度制造。随着中国本土药企的兴起，特别是大量的国产仿制药在日本、美国市场战胜跨国药企的过期专利药，外资原研药“质量好所以定价高”的谎言无法继续，外资药企协会为了维护既有利益，再一次找到了任职CFDA 的毕井泉，忽悠毕井泉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逼迫国内药厂耗费巨资进行旷日持久的生物等效性实验（BE实验，每个品规平均投入759万元，1000万元以上的约占30%；平均周期为28个月）。
实际上，该项工作仅仅是把药品在研发阶段已经完成的事情重复一遍，并不改变中国药典和GMP要求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包括原料、辅料和包材（纯属劳民伤财）。完全是为延长外资药企“单独定价”的超国民待遇而设计的，对于提升药品质量毫无意义。首先是因为国内药厂生产制造某种药品时，需要将原料、辅料乃至生产工艺按照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标准向国家药监部门申报注册，获批注册后，原料、辅料乃至生产工艺不会因为做不做一致性评价以及是否通过一致性评价而发生任何改变，即从技术角度讲，一致性评价与药品质量关系不大。再者，从市场角度讲，在强推一致性评价之前，国内药厂的产品早就远销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也不小，这都足以证明国内药企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一真实世界的证据比实验室里的BE实验更有说服力。毕井泉再一次被老外忽悠，出台政策逼迫中国药企耗费巨资进行旷日持久的一致性评价，让中国药企和老百姓都深受其害。
四、紧急建议：取消加价率管制、暂停、取消一致性评价
毕井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无论他拿了多少好处，哪怕是腐败金额高达几十亿、上百亿，其危害也不能与他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的加价率管制（包括后来的零差率）导致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伪新药、伪学术、伪医疗”等现象祸害老百姓以及一致性评价的劳民伤财的危害相提并论，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取消祸国殃民的加价率管制（零差率），实施政府只管最高零售限价的政策，让市场机制正常的发挥作用，让医疗回归市场本质，以此铲除“高定价、大回扣”的制度土壤。同时取消劳民伤财的一致性评价，通过依法强化监管，确保药品质量，让国内外药企在中国药典和GMP这一统一标准上公开公平的开展竞争，外资原研药以及国内伪新药价格虚高几十倍、上百倍的不正常现象很快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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