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岩其人考证

好友黄玉刚先生近期读《国榷》第六册之卷一百一写道：

“崇祯十七年四月，李自成不听李岩之谏，大失民心，招降吴三桂失败，计划用兵山海关。

吴三桂在清军助力下，大败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李自成仓惶称帝于武英殿，遂出京西走，一路溃败。

崇祯十七年五月，清军入驻北京，封吴三桂为西平王，南明弘光小朝廷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南明君臣尚思恢复中原，不知清帝已鸠占鹊巢，成为北京紫禁城的新主。”

附图

关于李岩其人考证

<李公子辨>再辨

　　杞县 李少白

　　 李岩,杞县人,原名李信,是明代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天啟年间举孝廉,有文武才,时人称李公子。他参加李闯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我最早见于袁了凡、王风洲合批纲鉴,叙述他与红娘子的事跡约二百字上下,继见<明史李自成传>,明清间文人笔记,对他的记载大多片段叙述,较详而系统的要称计六奇的<明季北略>,郭沫若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旁证博引,述之更详。 大顺(闯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称新顺王)失败后,清人入主中原,对汉人施行镇压,因他参加过起义军,位至制将军,掌握中军,清人视他为叛逆,因之杞人不敢认他是乡亲,姓李的也不敢认他是同宗,年老的更不敢向下代公开传说,时间不久,杞县人便不知道李岩了。在此情况下,<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趁此时机,别具用心的作<李公子辨>一文,说李岩是乌有先生,从此以后,把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关系大顺兴亡的杰出人物,泯而不彰者数百年。最痛心的是<杞县县志>也将他父子删去,以致现代的史学界对李岩的有无问题成为疑案。

      最近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在一卷前言中,对李岩、红娘子的看法,有些和郑廉略同。我杞县有文献足徵,乡土有口碑可据,因作<< <李公子辨>再辨 >>弄清历史上是非,探讨历史中幽隐,是研究历史的大责任。 回忆1938年的冬天,杞县二次沦陷的时候,公私书籍堆满街头,论秤买卖,我在故纸中获购抄本一册,没有书名,里面有<李公子辨>一文,说李信是乌有先生,与<明史>清间文人的笔记记载的大不相同,我极为怀疑,当持此册向同邑蒋恢吾先生求教,先生阅后说:"这是商邱郑廉著的<豫变纪略>。原来顺治时纂修的<杞县志>,里面有李信(海内只有两残册,存南京中央大学),到康熙时修县志,以他不足以垂训后人,才将李信刪去,他的父亲李精白也隨着删掉。现在见的县志,是乾隆年间续修的,所以找不到李信父子,但<明史>和时人笔记却记载他的事迹。"又说:"我和孟心垣先生、常幼曾先生,多年来同病<杞县志>,为侯、孟两姓家谱"。我以为"两姓家谱"一语,有研究的必要,是以四十年来,有关李岩的史料,凡见诸史书的抄下汇为一册,解放后刊印的李闯王剧本或小册子,涉及李岩的亦乐为收集,谢刚主先生批判郑廉的文章,更视为珍贵资料。

      考县志为史料的宝库,是治国史的基础资料。各县名人的诗集、文集、笔记、族谱和可靠的乡土传闻,更是治县志的素材。若乡土历史失真,治县志的盲目釆入,县志隨之錯误,倘治国史的取材不当,以伪为真,国史也错误,所谓"一事失真,举属可疑"了。故想知李岩事迹,应访之乡闻,犹发掘地下文物,先择古代废墟遗址,是以我对"侯孟家谱"一语结合杞人数百年来"侯不言都堂,孟不言尚书"的口碑,参考侯、孟两姓族谱,加以研究,方探出李岩父子被刪去的原因。 都堂侯于赵,侯姓族谱和<杞县志>都有传,只书他仕明清两朝,而諱他仕大顺,侯姓宗词楹联,大意"源于颖州、支分商邱、派衍东娄"(东娄即是杞县)。1927年夏天,河南农民自卫军打倒武断乡曲的乡绅侯某,(<意园诗>有长律记述)在农民盛怒之下,将他家先人的瓷像打碎,据说是侯方域的像,那时<壮悔堂文集>的雕版狼籍院中,初刻本<桃花扇>撕得粉碎。据此可知,杞县侯姓是商邱侯姓的近支。侯方域是明朝兵部尚书侯恂的儿子,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围开封,明廷令侯恂解汴围,恂驻军黄河北岸,他的部曲左良玊踟躇于朱仙镇吋,巡抚高名衡、周王朱恭枵挖朱家寨口,黄河水冲击农民军阵地,开封成泽乡,农民军死万人,李自成只好转军南下。后李岩入北京,以乡谊出恂于獄,恂遂仕大顺。 孟尚书名绍虞,杞县南付集人,与圉镇李精白友善。李素贫寒,每应府县试,常宿孟家。(孟心垣先生对我说的)。通籍后孟先贵显,附客魏,李踵其后焉,同为魏忠贤立生祠于杞县。崇祯初,以逆案又同削籍回里。崇祯十五年,李岩略地豫东,父老相传,岩曾以箭射入城中,闯王入城,孟投降大顺,固侯于赵、侯恂与孟绍虞两姓三人都仕大顺,故数百年口碑,直到今天。 侯孟二姓在我杞县素称缙绅之家,人多户大,每屆府县试较他姓为多,大有非侯孟不放榜之势,所以在朝在野寅谊多,戚谊多,友谊更多。数百年来,两姓文风极盛,几独霸文坛,历次修县志的大多是侯孟二姓,或二姓的关系人,所以能列入县志的,也以二姓的为多,是否编康熙<杞县志>的为侯孟諱,更为都堂諱,而故说李岩不足垂训后人,将他父子刪去,并写<李公子辨>与郑廉相呼应。<开封府志>中的<李公子辨>是否也出自二姓的手笔,或执笔人与二姓有关系。然郑廉做的或传闻之讹,其成书正其名其事时已不彰,虽为首辨,影响尚小。康熙<杞县志>中的<李公子辨>是杞人写的,最容易取信于人,影响极大,且三辨愈辨愈觉可信,而愈辨愈把李岩的存在否定了。因此三辨铸成几百年的疑案。

      根据上面所述,李岩父子与孟尚书的关系极为密切,是以<杞县志>要为李精白立传,须书其子,不能避諱附客魏,又必涉及孟尚书。为李岩立传,也要语及李精白,侯孟仕大顺,是李岩推荐的,故为隐匿侯孟仕大顺,编志人加以不足垂训后人的罪名,摒他父子于县志之外,名正言顺。这是绝迹灭口的伎俩,如此情况,同姓的谁敢为他伸冤?异姓谁敢为他鸣不平?崔述说:其事不可见,其理可推"的论点是否这个道理? 清人入关,"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和盘查"君朱与民朱"的镇压下,商邱与杞县相距不足200里,郑廉与李岩是否有葭莩之亲,谬于积习为李岩諱,为他的同宗諱,更为他的亲属朋友諱,或为其个人免于株连諱,更以本人曾被起义军裹胁,证明他的话真实,又是否因为他本人的阶级立场,仇视当时文人美化李岩或恨李岩附闯沒有节操,在"胜者王侯,贼者贼"的封建思想支配下,以曲笔堙其事功。或郑廉与侯恂有桑梓之谊,为隐匿侯恂与李岩关系,而作<李公子辨>。总之,要信"三辨"为頁实,原有其人,而变成无其人了。姚雪垠先生认为李岩是文人美化出的人物,也可能受"三辨"的影响。

今澄清李岩在史学上的疑点,只有从历史中,金石上的记载,乡土间几百年可靠的口碑,以及李、孟本人的著作来证明,兹举史实如下:

一,<明史>成于康乾间,编史时间很长,正值大兴文字獄的时候,取材向称审慎,<李自成传>直书"李信逆案中尚书李精白之子也"。关于李岩资料,编史的不采各家笔记,便采自记事本末。睢州湯潜庵参与修明史,后任总纂,睢杞两地相距六十里,<李自成传>定稿时,妄人妄事岂能不知?知之岂敢默而不言?再者大顺兴亡经过,想他们亲见、熟闻和乐道,所谓逆人逆事,又何敢遽而纳入正史,岂能不怕因文字嫁禍而被杀头?

二,私人笔记虽有详略之异,而书李岩是杞县人则相同。有人说<定鼎奇闻>误、<明季北略>误,<平寇志>、<流寇志>也误,所有笔记岂能尽误!犹记朱彝尊<明诗综>话及李精白,嘉道间湘人某氏<天涯闻见录>谈及红娘子,为郭老所未引证。二书号称博学宏搜,一成书郑廉<李公子辨>之前,或同时;一成书于其后。其他如成书于后的<小腆纪年>,<历代名人年谱>,都将李岩的事迹采入著作中。解放后刊印<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后附的大事年表载李岩向闯王进均田免赋议,农民军有较明确的斗争目标。民初出版的<人名大辞典>有李岩放赈与红娘子救李岩出獄的事,这些作者已见<明史>与诸笔记被駁斥,岂能未加斟酌而重录之纳入他们的著述中,成为"千古文章一大抄"。郭老精于考证,他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赞扬,又岂能虛构李岩而混乱历史。

三,山东省<夏津县志>,载李精白任县令时自撰豁免灾荒钱粮碑碑文,下署"杞县李精白"。乾隆年间县令某编续<夏津县志>,刻跋于碑碑阴,大意"李精白虽是魏党,为人不齿,他的儿子李信曾开仑出粟以济杞人云"。李精白自书他的籍贯是杞县,不能是冒籍,碑阴跋文去清初未远,也在<明史>、<本末>之后,子虚乌有之事又何敢勒者金石?这是他们父子关系,又是杞县人的可靠的证据。

四,孟姓族谱<峄山家谱>和<杞县志>都有孟尚书的传,而都不书他降大顺,可諱李岩劝孟尚书降大顺事迹,<祥符志>刘某,崇祯十五年进士,因李岩而免于拷掠,当为大顺臣,后又降清,<祥符志>有传,而不书降大顺,可以互相印证。

五,五十年前,杞邑大绅孟某,门前演戏,贺他竞选公款局长成功。夜间他的先人孟尚书碑坊上悬一纸匾,上写"三国一人",这原是关公的匾额,借以讽刺孟尚书历仕三朝,事虽属惡作剧,为"孟不言尚书"有力证明,这匾我亲见。

六,1964年夏天,开封故书商王继文先生,收购孟绍虞诗文集一部,约为乾嘉间刻本,王先生以十二元售与吴芝圃省主席。集中有李精白的作品多篇,半是挽辞,都署乡愚晚李精白等字样,可作为孟心垣先生说李、孟关系的证明。更说明李精白是杞县人。

七,陕西米脂县文化馆及其文化团体,1962年前来杞县访问李岩事迹,座谈会上"十世科甲"李某,自称是李岩的后人,说他家有李岩画像,着红色袍服,逢节日族中二十岁以上的男子要鍵户祭祀。

八,邑人杨丽圃先生现年七十二岁,自称他祖母幼年住尚家凸,今市场东面尚家胡同,曾见李家埋的瓷器,距今约百五十年。 以上所引资料,证明李精白与李岩是父子关系,有其事並非乌有先生,是河南杞县西南50里圉镇人(<河南通志>有汝阳李精白是他的军籍),仕后迁于城内东街(小东门以北)。据父老相传,李家宅子广大,有李半县之称。城东南堤里太平庄,是他的別墅。我幼年尚见太平庄有草房多间,建在数亩大的土阜上。城内东街的"十世科甲"匾额,1927年时尚悬于宅门,也是我亲见的。由此观之,欲知李岩事迹,固然要靠正史及时人笔记的记载,而乡土口碑不可不研究。 陕西访问团要为李自成写部信史,1974年陕西博物馆要为李自成编部画史,都来杞县访问李岩事迹,我都有幸和他们晤面,当他们首先问及<杞县志>中为什么找不到李岩?我如上略答。前几年我县文化馆举行"李岩座谈会",我又有幸与会,会上阐述县志不载李岩的原因。惜与会人不足廿人,又因其他情况未便畅言。今日历史掌握人民手中,恢复原来面目,有马列主义和毛思想指导,且有新的史料发现,证明李岩是杞县人,有其事更不是妄言。

      <甲申三百年祭>出版,文化界知道李岩了,解放后关于李自成的小册子出版的很多,里面都语及李岩是杞县人,且证明他对大顺的兴亡关系极大;1963年前后,河南中学语文试用课本选有<李岩传略>,誉之为明末农民军中杰出人物;近年来,历史小说<李自成>风行全国和李闯王起义大型剧公演,李岩几乎家喻户晓了。 我留意李岩的籍贯问题几十年,值今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大多数人知道李岩父子被<杞县志>删掉的原因,并彰他在农民起义军中的事功,不揣愚陋,写<< <李公子辨>再辨 >>,惜不善属文,语言不能明确达意,希阅者指正!借以向郭沫若老、谢国桢先生、姚雪垠先生以及对李岩籍贯和事功有疑意的<李岩质疑>的作者顾诚先生,献出乡土历史材料,并答郑大历史系<李闯王在河南>的作者王兴亞先生。

       最后向国人宣告,李精白、李岩父子于1960年重入新<杞县志>(选举志),且为李岩立传。望国史为他立传,补入明史中。 注:蒋恢吾先生名藩,清末孝廉,家藏书二十万卷,任民国八年杞县志书局局长兼总纂,河南通志馆编辑,娴于乡邦文献,对河南金石学深有研究,著有<河阴县县志>,<梧荫楼文集>。孟心垣先生民国八年<杞县志>编辑,著有<鄢陵志>。解放后任河南文史馆馆员。常三省先生字幼曾,任<杞县志>编辑,清末解元。

                              李少白志于杞县西堤外孟凸村,1978年9月定稿(与本文交流的朋友可联系 李履谦,电子邮箱:llq680@sohu.com )

<李公子辨再辨>文章作者李少白先生简介：

　　<李公子辨再辨>文章作者简介:李少白,又名绍白,字青莲,生于1906年,河南省杞县人。1924年毕业于河南省淮阳师范,后又两次进入河南大学学习与进修。李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杞县、洛阳、开封等地中、小学任语文、历史、地理教师。李先生平时收集、整理各种手稿、笔记、碑文记录及碑帖,尤其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中的李岩问题探索最为认真,前后坚持数十年,根据整理的有价值资料,写成<李公子辨再辨>文章,受到有关"李岩问题"历史研究工作者们的关注。李先生还把珍藏的海内孤本,"太平天国"末期清军攻打南京之战的清人手稿<金陵记事>献给国家的"南京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筹备会"。<金陵记事>被<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汇编>采用并受到好评。1979年9月14日,李少白先生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

关于对<李公子辨再辨>一文的补证

               杞县  李履谦

　　 李少白先生的<李公子辨再辨>一文,发表在1983年<洛阳市志通讯>第二期上,该文所提出的李岩事迹,在国内引起不同的反响。不论意见如何,均有助于李岩问题的探讨。现就该文作点滴补证,不妥之处望专家们指正。

　　（一）

　　 <明史>载李岩为河南开封府杞县人,(注1)並为时人笔记佐证。但清初以来的<杞县志>,均无其人其事。反而在"杂文类"中载有编志者撰的<李公子辨>一文,否认杞县有其人其事。並言"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採录----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注2)李少白先生与蒋恢吾先生的问答内容,(注3)说明<杞县志>的编者多为侯、孟二姓的人,而其先人有仕大顺者,且与李岩有某种关联,故"为先人諱",有意抹去李岩其人其事。现对此一观点有更进一步地认识。 清兵入关,战火连年,清军受到李自成在各地的农民军抵抗,南明的各路兵马也分头出击。但清顺治帝于十五年战事稍有平息,即下诏命各省编纂地方志书,借此收罗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各省市分别限令所属各县完成县志初稿。如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宪牌,明确规定,志书修成后"先录清稿,具文径直送本部院並本司披阅"。河南巡抚贾汉复为编写<河南通志>,曾通令各州县编修志书,並规定"史垂法戒,善惡並书,志以扶獎为主,故纪善不纪惡。" 河南按察史沈荃在顺治年修的<河南通志>序文中写到:"八郡十二州九十五县之志渐次报竣。"参与编纂顺治<杞县志>的杞人何彝光在康熙卅二年<杞县志的序言中写道:"国朝顺治末,亦加纂辑,适丁兵火之后载籍阙。如余时曾预谋其事,得失盖目击之,大旨荒略未为完书,披阅殊深悔恨。"(注4)从以上的史料的引证可以得出: 1)顺治<杞县志>僅有清稿,且送省供编写<河南通志>用。 2)当时憲命"志以扶獎为主,故纪善不纪惡"作为修地方志的原则,<杞县志>的编辑侯、孟二氏何敢抗命。何况二氏确有"溢美隐惡之嫌"。(注5)更可借机不书李岩其人其事于志了。所以蒋恢吾先生曾对李少白先生讲的,原顺治<杞县志>中曾写有李岩、李精白父子事迹亦不可全信。 3)<明史>李自成传内明确载有李岩事功。<明史>的编纂者在已知<杞县志>不载李岩,且其编志者在<李公子辨>一文中又发出告戒,依然决然地遵照"史垂法戒,善惡并书"的原则,将自身掌握的有关李岩、李精白其人其事的史科认为可信予以采用,编入<明史>公诸于世,这才是治史者的应具有的正确态度。 4)<杞县志>内不载李岩,並不能肯定无李岩其人,也不应否定<明史>的可信性。后人也不必对此单纯归过于侯、孟二姓的编志者"为其先人諱",因为修志的原则是"纪善不纪惡"。

（二）

　　顺治十五年的<杞县志>既然未成为完书,那么后当推康熙卅二年的<杞县志>了。知县李继烈任主修,何彝光任主纂,孟宏秩、侯运昌任编纂。李继烈在序言中写道:"諮求邑中耆俊,熟典故而具史材者,佥举明经何子彝光、孟子宏秩、侯子运昌。於是适舘授餐,共襄盛事,或任纂辑,或任讨论,各输所见。余亦於簿领之暇,颇为裁定。"(注6)纂人孟宏秩,字嗣宗,康熙十一年选贡,任登封教谕,纂修县志。其叔父孟紹虞,字玄钵,楠子,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詹事府学士、礼部尚书。崇祯二年,因魏党案,以"颂美"罪名罢官回乡。李自成农民军至豫东,仕大顺官,顺治元年病故乡里。生前与李精白友善。 纂人侯运昌,字惠西(敬韦),应瑜曾孙,体蒙次子,康熙二十五年选贡,纂修县志。其商邱近亲侯恂仕大顺。崇祯十六年二月李自成在襄京号大顺封职官,六政府即六部只设侍郎,虚尚书位待补。大顺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在北京方补足六尚书。明户部尚书,后任督师的商邱人侯恂被封为工政府尚书。(注7) 由于明三品以上的大官,僅侯恂一人被大顺录用,並为李自成封为尚书,在当时影响颇大,不论參与编<商邱志>的侯氏,或参与<杞县志>的侯氏,均在避嫌之列。因为若在志书中贬薄仕大顺的李岩,则无异是在贬薄自己的先人。这一观点不论承认杞有李岩者,或持否定论者,均认为侯孟二氏有"溢美隐惡"之嫌。 主纂何彝光,字叔献,东昇子,康熙二十五年选贡,两次纂修<杞县志>。其弟何允光,崇祯癸未庶吉士(为该年舘选三十六人之一)。李自成打进北京,何允光刚被崇祯帝选为庶吉士,被俘,仕大顺官,后被史学者计六奇、谈迁,分別在<明季北略>、<国榷>中列入"从逆诸臣"条内。(注8)李少白先生在<李公子辨再辨>文中,只对侯、孟二氏有"为先人諱"之嫌,而不知有何氏之嫌。<李岩传说的余波>的作者栾星先生在承认侯、孟二氏有"溢美隐惡"之嫌后,对"何氏是否徇私",且对侯氏为掩侯恂仕大顺之"丑",因而活动何彝光认为是"不能自圆其说",正是由于未见上述引证的史料造成的结果。(注9)且对主纂人何彝光"无族姓之私"的结论,下的过于匆忙了。(注10) 另外,康熙卅二年<杞县志>的编纂者,何、侯、孟三氏之作<李公子辩>,对<樵史>中描写有李岩的事迹,大加批判,並劝告当时<明史>舘的编纂诸君,不要妄自釆录李岩入正史中。但<明史>的编纂者不听杞人的"忠告",执意将李岩之事功入李自成传内,且多处提到李岩活动,及被错杀,错杀后李自成的反悔等有关情节,佔据不少文字。这说明<明史>的编纂者当时手中掌握的史料,既充份真实。否则,伪造"反面人物"入正史,不伯有欺君杀头之罪吗?

三)

　　<李公子辨>的梗概,也出现在商邱郑廉的<豫变纪略>中。现已被人考证,是转载于<杞县志>,非出郑氏的手笔。郑廉,字介夫,号柳下野人,商邱人,十九岁入郡学,晚年受知於湯斌,其抚苏也,聘之往而未果。(注11)郑廉所著的<豫变纪略>为其晚年作品,生前並未付梓。事隔多年,为夏邑县彭家屏氏(注12)于乾隆八年刊刻(注13),彭氏与商邱侯氏为祖、父、孙世交(注14),鉴于郑廉曾被李自成农民军裹脅,对义军内部事记载被后人称为信史资料。若在<豫变纪略>刊刻之际,将<李公子辨>塞入,混为郑氏所著,较<杞县志>载<李公子辨>有更大的影响。郑廉此时已在九泉之下,即令在世,因郑、侯同为商邱诗社中人,也只好默许了。 上面提到郑廉"晚年受知於湯斌"。湯斌为何许人?湯斌,字孔伯、潛庵,河南睢阳(睢县)人,明天啟七年生,康熙廾六年卒,顺治时任国史院检讨官。曾于顺治十二年上疏:"请广搜遗书,补实录(指明实录)之缺。"康熙十八年,征博学鴻儒入翰林,授纂修<明史>的监司官职,后与王鸿绪同任总裁官,亲订<明史凡例议>、<本纪条例>,並拟稿二十二卷,为康熙帝重用的宠臣。 在<明史>的编纂中,体例创新有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注15)流贼传中李自成传对李岩有较详细记载,虽非出自湯斌之手笔,若有人物虚构,定为湯公所洞察。湯公家乡位于杞县与商邱之间,与两地相距僅数十里,又与郑廉、侯氏均有密切交往,若明知在好友的<豫变纪略>中,大讲杞县李岩为乌有,而身为总裁官又对<明史>稿中大讲李岩其人其事而不察,这个矛盾是无法解评的。这只能说明,在湯斌去世的康熙二十六年之前,<李公子辨>一文是不存在的。而郑氏"晚年"知遇於汤氏,说明时至郑廉晚年的<豫变纪略>稿本中,存在有<李公子辨>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李少白先生文中认为<豫变纪略>中的<李公子辨>在前,而康熙卅二年<杞县志>的<李公子辨>在后;並且不知郑廉、侯氏、彭氏、湯斌等人之间的关系渊源;对<豫变纪略>中的<李公子辨>是否出自郑氏之手亦未提出疑问,故欠说服力。有关这些关系请详读<夏邑县志>,商邱徐作肅的<更偶堂集>等志书。 当认真梳理清楚上述有关人与人之间的錯综复杂关系后,笔者得出个人的看法,不论"诟病<杞县志>为侯孟家谱"、"侯、孟二氏为其先人諱"、"侯孟二氏的友人为侯孟先人諱",以及数度出现<李公子辨>一文等等情况与说法,都不能否定<明史>中关于李岩是杞县人,其人其事是历史的真实。笔者由此学到了读历史资料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常识,纂史者"善惡并书",修志者"纪善不纪惡",这个治史者应遵循的原则。而史、志上记载的所谓"善或惡",其中有些隨着时代的更替,也会发生微妙地变化,这正是顺治、康熙<杞县志>无李岩其人其事,而当今的<杞县志>为李岩立传的原因。无论是治<明史>者,无论是编顺治、康熙或现今<杞县志>者,大家都在遵守着各自所处时代的原则。但是不论人如何在变,时代如何在变,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人实事是永远抹灭不了的。

[引用资料来源

注1)<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张献忠列传内第7956頁。

注2)乾隆十一年<杞县志>王之卫撰卷二十艺文.杂文第二十六頁.河南省舘藏D.C343.54。

注3)邢树恩、杜宝田二位先生的<杞人李岩並非"乌有先生">一文中引用李少白先生与蒋恢吾先生的对话。详见<中州今古>创刊号。

注4)乾隆十一年<杞县志>何序。

注5)栾星的<李岩传说的余波>载<中州今古>1983年第4期第12頁。

注6)仝上,李序。

注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廾二"从逆诸臣"有:侯恂,河南归德府商邱人,崇祯戊辰进士,官兵部尚书,坐封疆下獄,任伪(指大顺)工政大堂。"(第487頁)谈迁<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三月壬子"李自成更定六政府官。----前户部尚书侯恂为兵政府尚书。"(第6060頁)

注8)<明季北略>卷二十二"从逆诸臣"条內载:"何允光,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崇祯癸未庶吉士。谈迁<国榷>卷一百载:"思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己酉降臣。----庶吉士----何胤光----等。"<烈皇小识>卷八内亦有类似记载。乾隆十一年<杞县志>卷九,贡举进士类有:"何彝光、何鼎光、何胤光,均为东昇子。"因清世宗雍正名字为胤禛。为避諱改何胤光为何允光。

注9)全注5)。注10)仝注5)。

注11)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攷>第274页。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清帝首次南巡,御舟抵滸墅关,巡抚湯文正公斌迎接。"由此推知郑廉被湯斌聘用未果,当在此一时间前后。

注12)彭家屏,河南夏邑人,曾官至布政使,为县中最大苛虐地主。乾隆二十二年家居,因本县段昌绪家藏吴三桂檄文一案,被逮入京,承认家藏有明季野史<潞河见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书。待朝廷命官核查,家中妻子在恐慌中业已暗自焚毁,企图灭证,乾隆帝对此十分不满,怀疑书中有圈点、批、画,故将彭家屏交部严办。被判处死刑,后减为自裁。

注13)新乡市图书館藏<豫变纪略>1922年刊本中彭序有:"乾隆八年癸亥夏青原山人彭家屏题辞"。

注14)<夏邑县志>民国九年夏月第七册人物选举表,彭堯谕(祖)、彭舜龄(父)、彭家屏(孙)条内写有彭家三代与侯氏的侯恪(父)、侯方岳(子),侯恂(父)、侯方域(子)之间的关系。如彭堯谕著有百诗,侯恪在金陵刊刻;舜龄与侯方域在雪园社选刻;舜龄与侯恂亲为肺腑,"时引登床,谈人品邪正。"

                           1984年1月定稿于洛阳(联系电子邮箱:llq680@sohu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