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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运六气理论看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顾植山《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1日 06版） 新型冠状病毒虽为这次疫情的直接致病源，但《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理论，认为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光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的。 随着天人合一、五运六气思想越来越普及，许多专家在分析疫情的产生时都开始结合五运六气。但一些文章在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时，往往停留在与某一时段常位运气的比照，缺少从多因子综合和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论述己亥年（2019年，司天厥阴，在泉少阳。）终之气“其病温厉”，凡学习五运六气者都会关注到。己亥岁终之气产生“温疬”的运气因子主要是在泉之气的少阳相火（六之气），这跟年前流感的证候特点比较符合，比之于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就不甚契合了。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得其总决，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矣。”联系到三年前丁酉岁（2017）的“地不奉天”“柔干失刚”，才能看到“三年化疫”的“伏燥”和“木疠”；从己亥少阳在泉的左间是阳明燥金、接下来庚年（2020）的岁运是太商等运气因素综合分析，才会对本次疫情的“燥”邪有较清晰的认识；联系到己亥岁的土运和庚子岁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才能更好地去体验“寒湿”问题。 从“三年化疫”的角度，比较2017丁酉年的“柔不附刚”和2000庚辰年的“刚柔失守”，2017年的“失守”并没有2000年那么强烈，所以新冠肺炎的烈性程度比不上SARS。但为什么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又超过了SARS？我们看到SARS的运气因子里是没有“风”的，而己亥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引动的是“木疠”。由此，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强于SARS就不奇怪了。另外，2019己亥为土运不足年，厥阴风木司天，风木克土，故新冠肺炎感染更多见消化道症状。 新冠肺炎感染者都有显著乏力症状，这恰恰是伏燥的重要指征。大凡伏气皆病发于里，故早期便可见正虚阴伤。关于伏邪，前人有伏邪发少阴之说，那是对伤寒而言的；若是伏燥则病伏太阴，太阴是肺和脾。SARS时主要发于肺，新冠肺炎则兼发肺和脾。通常的辨证论治常把燥和湿对立看待，但在运气学说中两者关系密切，运气学说中有句名言叫“湿与燥兼”。燥和湿是新冠感染者最普遍的病机，前人云“燥又兼湿者最为难治！”故如何处理好润燥与化湿的矛盾，是防治新冠肺炎的关键所在。 新冠感染中，还有一个病机是“火”。年前的少阳相火明显易识，进入庚子2020岁后，少阳渐退，庚子的司天之气是少阴君火，在岁气交司之初与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兼夹出现，不易觉察。网上反映有些病人“每到半夜就会冷得要命，冷到骨头里，没有这么冷过。”按照《伤寒论》六经欲解时理论，这是辨识少阴病的关键性依据。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批专家考察回来提出的病机是“湿热”，而第二批专家回来讲的是“寒湿”。孰是孰非？其实从五运六气的动态变化来看不难理解。第一批赴武汉的专家去得稍早一些，彼时刚交了大寒，去岁终之气的少阳相火余焰未烬，加上己岁土运湿气的滞留，见到湿热较多是可能的；随着少阳相火的式微，庚子初之气太阳寒水之气的影响逐渐显露，第二批专家敏锐地感觉到了寒湿之气，前后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从一定角度反映了五运六气的动态演变。 综合分析各个运气因子，笔者认为，本次疫情的发生，燥、湿、火、寒、风都有，六淫杂陈，错综复杂。运气理论“疫毒必藉时气而入侵，得伏气而鸱张”，伏气为本，时气为标，故不管湿热还是寒湿，“伏燥”和“木疠”之气是贯穿始终的病机之本，随时变化的火、湿、寒等是病机之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岁气交接之际，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机错综复杂又随时变化，故治疗亦需要察运因变，灵活机动。而且，六气杂陈，要考验中医整体把握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五运六气是不断变化的动态周期，要随时应变，与时俱进。 （作者：顾植山，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无锡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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