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变

华夏新生——重思殷周之变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莽荒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蕞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殷。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黄土掩埋着商王朝最后的都城废墟:殷墟。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着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17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15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古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殷都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噩梦—不， 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今山西、陕西地区)，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部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数千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近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

   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周方伯”甲骨拓片(“贞王其又大甲，周方伯，，卤正，不左，于受有佑。”)(周原甲骨H11:84)

   这是一片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拓片，上面卜辞的大致内容是:商王向先王太甲献祭，询问是否适合“册周方伯”(册封周人首领为方伯);“伯”字后面那个较复杂的字形，是手抓着一个女子，下面放着一个接血的盆子，这是占卜时献祭的方式;占卜结果显示一切吉利。然后，应当是商朝使者带着这片甲骨去册封周方伯，它就是商王朝的任命文书。至于发布这个册命的商王是哪一位，受封的周方伯又是哪一代(古公、季历或文王)，就不好判断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片甲骨的出土地就是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居到的周原地区;这片甲骨和其他西周前半期的甲骨存放在一起，可能于西周中期被掩埋。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有“用羌”内容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

   甲骨文拓片(“贞用羌于祖乙正”)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烧灼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文王周昌到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使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在黄河以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殷都，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

(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很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渠道传向殷都，而商朝占

   卜官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殷都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

   文王诸子这次去殷都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殷都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殷都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殷都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正常不过。

“卯五羌”甲骨文拓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殷都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至少考古发掘至今尚未发现)。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殷都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甲骨文拓片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还有些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鄂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希伯来圣经》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曾表示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永远无法获知。

“羌二方白(伯)其用”甲骨文拓片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决心。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殷都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癫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异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独占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开心，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献祭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身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殷都，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殷都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殷都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殷都。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检查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殷都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殷都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甚至吃过了伯邑考的肉酱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殷都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要么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要么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本文摘录自《孔子大历史》，李硕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