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广西发布《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直接圈定柳州和桂林为省域副中心。
同一年，云南省印发《关于支持曲靖市建设云南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到2025年，云南副中心城市基本建成，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超过15%。全省先进制造业中心基本建成，网络型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大幅提升，辐射力影响力带动力明显增强。
安徽在发布的《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将强省会战略做到极致的四川，在2023年年底至2024年，先后发布了《关于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关于支持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关于支持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到了打造三个组团省域副中心：
南充-达州、绵阳、宜宾-泸州。
细数下来，目前已经有15个省与自治区设立了二十多个省域副中心。
2023年，湖南省发布了《关于赋予岳阳市、衡阳市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开始加速放权。
文件明确提出：
支持岳阳市、衡阳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决定赋予岳阳市、衡阳市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下放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共14项，包括诸多项目的审批权，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权等等一大堆。
同时，为了支持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在领导班子上也做了调整。由湖南省委常委谢卫江兼任岳阳市委书记。
除了湖南，很多省与自治区，也通过人事高配的方式，促进省域副中心发展。
贵州遵义、河南洛阳、湖北襄阳、山西大同、陕西延安、云南曲靖、四川绵阳的市委书记，都是省委常委“高配”。江西赣州更是由省委副书记兼任。
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本质就是分省会的权。因为一个省的产业资源有限，政策资源也有限，既然要推动副中心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省会的红利。
省会与普通地级市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零和博弈，这就需要省政府和自治区政府居中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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