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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前八十年，无疑是儒学地位急剧下降的时代，这一风潮在文革中达于鼎盛。在二十世纪，孔子被拉下了神坛，先是失去了先圣的光环，后来连先师的资格也保不住，在文革中更因政治牵累成为要横扫批臭的对象。而有第二次启蒙之称的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科学主义精神的复归，带不来四个现代化的传统学术自是只能避居旁席，以《河殇》为代表的拥抱西方、走向世界的梦想便是此种思潮的典型表现。直至1990年代以后，随着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文化变局，学者一方面已不再像80年代一样在站在舞台中央，对于公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转而退居象牙塔中，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转向内在，某种程度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翼，当然这种变化也与近二十年来国力见长，民族自信力的恢复相辅相成。因此，我们首先要在20世纪已来的中国思想变迁的脉络下来审视最近几年广被媒体炒作、追捧的国学热及读经运动。 批孔、《河殇》，皆是丧失民族文化自信，心神混乱，病急乱投医之举动，不可当真。就像鲁迅污蔑中医，已有恶报。
无疑民族主义情怀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重要共同心理基础，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曾遭逢过屈辱的国家而言，所谓国学之争确实很难只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话题而被讨论。事实上，近代史任何一次所谓的国故整理都不是纯粹的学术事业，甚至国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也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因而谈及国学，不免容易陷入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西优长之争中去。在承认了这一前提之后，笔者接下来想要讨论的是，在大学教育中我们应该来用何种态度来讲授国学、以及作为国学成立基础的中国古代经典。 毛之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贴上了外国标签。儒表而道里，儒常而道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需要能正确认识。为人民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是中国智慧的精髓内容，遵之，则人天欢喜。所谓得道多助也。
首先要承认的是，中国现代的大学体制、学科分类乃至课程设置方式都是移植自西方而来。因此，这一前提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基础，笔者以为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大学教育与传统的读经式的教育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当下大学所培养应该是具有科学素养及理性批判意识的现代知识人。所谓国学经典只是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教育应该是建筑于精密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对于经典研究式的、分析式的探讨，而不是接受式的、信仰式的习得，这与传统读经教育强调将经典内化为指导自身行动的道德律令，并由内圣而致外王的路径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学问（特别是儒教经典）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这一方面固然养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达者兼济天下人文主义情怀，但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学术往往与现实政治纠葛不清，以“仕”作为“学”的目标，便使天下英雄尽入此彀中。等而下之者，更是有“术”而无“学”，打着“帝王师”、“哲人王”的旗号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图。 读经典，应多培养道德素养、道德心灵，批判要朝内，“批判”自己的私心和贪欲。经典内化为习惯则福慧双得。
反思当下国学复兴的热潮，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为传统文化研究重新得到关注而感到欣喜，但更加要对隐藏在其背后的某些非学术的内容、某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抱有深刻的警惕，笔者个人绝无法同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以所谓“通三统”为名，将传统儒家学说与现代意识形态相结合，杂糅包装成某种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述论，现代学术的基本特质便是其不依附于特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胡适早已说过儒教已死，我们不必再让已死的幽灵飘扬在中国学术的上空。现代大学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学术中立机构，基于此点，其所教授的必须是儒学而非是儒教，民间可以搞各种读经班，可以穿汉服，但在大学之中，教师在讲授需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毋以个人好恶为褒贬。 学术中立，但道德通天（超越二元对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善恶人伦必讲，莫让大学藏污纳垢，鱼龙混杂。
从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复旦大学文科课程体系改革的方向来看，已从过去以学科分割为特征的、体系规整的课程设置，逐渐转向赋予教师更大的自由度，进而开设大量专题性的、围绕某种经典的阅读与研究展开的、体现学术前沿水准的多元化的课程。过去课程体系的一大弊端在于，过于强调知识、结论的传授。这种往往以××史、××通论命名的课程，学生在学习完了之后，除了记住一堆人名与概念来应付考试之外，很难登堂入室，真正进入古人的世界，从而产生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与认同感，只是守着一堆毫无生气的人名与概念在学术的门口徘徊。因此，以中文系在2001年之后推行的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大量开设原典精读的课程，以此构筑新课程体系的基石，这种改变在复旦学院核心课程的体系及经典读书计划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原典精读的重视，首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于经典的接触度，与其花时间去记住200个文学家的名字还不如去精读一遍《论语》，希望从某种师生共同感兴趣的经典入手，在文本精读的基础上，辅以教师的引导，训练学生阅读古典的能力，进而激发学生对于古典的兴趣。 赞同大量系统通读原典。 这种经典教育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古代强调读书需先识字的治经方式有共通之处，所谓的精读自然要从最基本的疏通文义、典章故实入手，而不是搬弄一些二手的概念、分析与研究给学生。因此，古人的经疏史注在当下依然构成了我们进行经典教育与研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以此入手，训练学生点读、理解中国经典的基本能力，进而培养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同情之了解，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已有共识，毋庸赘述。但笔者所欲申论的则是另外一面，即除了基本的文献训读能力，基于现代学术的要求，经典教育还必须提供给学生什么。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便是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训练，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典学问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取向。我们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儒家道德的信徒，若因此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准，只能算是附带的成绩。经典教育在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加深其对古典的亲近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教学的过程中需训练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与科学的批判精神。 看懂了再批判，莫不懂乱开火。十年寒窗后再批判。实在想批判，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读不通经典。满大街都是叶公好龙，还好意思说批判。先挖挖自己心里的污垢吧，怕有三尺厚呢。 学生须对古代经典有所了解，这是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人所必须具有的素养，但经典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教育学生信而好古，而是要在学习研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习得现代学术的批判精神与思辨能力。20世纪中国学术从信古、疑古到释古的演变过程无疑彰显着学术研究从古典走向现代变迁，而经典教育课程的规划亦要体现现代学术的研究水准。以中国经典的一般情况而论，这主要需在讲授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介绍经典文本复杂的多次结集形成过程，介绍历代经师出于各种政治、文化目的对于经典的诠释与曲解及古代政治与学术的复杂互动关系，介绍现代学术的前沿研究（特别是对于先秦典籍而言，最近五十年出土简帛对于先秦学术史的改写是必须传递给学生的重要讯息）。
总而言之，我们经典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要向学生传递一个中国文化悠久、灿烂、连续的完美图像，而是展现中国经典本身所具有复杂的历史面貌，须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中层累造成的特征（如三皇五帝神话的建构与发明），经典文本流传形成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政治、文化动力（如尚书古文的公案），经典地位的变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如孟子升格运动）。通过这种建筑于精读基础上的文献批判，学生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古代经典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在对文本制作形成的分析中，学习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历史记载、通过对相关经典研究论著的研读建立起对学术史的基本了解、初步学会收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的方法。 经者，经天纬地，千古不易。经者，多在汉前先秦也，后世难有经之典。唐诗宋词明确小说，只算文学作品佼佼者，瘸子里的将军。经者，天地人三才贯通圆满之道也。 复旦大学自十余年前便提出建设研究型的大学口号，这一目标自然不是靠研究生数量的增长所能达成的，培养本科生的学术能力才是其中的根本所在。因此，所谓经典教育课程与以往课程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要从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注重学术能力的培养。而笔者私见以为经典教育课程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扎实性，强调对于原典文本及第一手文献的接触与阅读，不作耳食浮泛之言，奠定展开学术研究所必须的文献学根基。第二则是前沿性，注意将经典研究论著及国际学术前沿的动态介绍给学生，侧重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分析思辨能力，进而了解学术史的演进过程，培养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与能力。若能初步做到这些，庶几近于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展开经典教育的目标所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囫囵吞枣、得象忘言，始得经典之大义。德心为内圣，时时观照，正言正行为外王，顺天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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