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减文科，并不能使原来研究文科的人转而去研究理工科，并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奉献智力。
撰文丨任大刚
6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教授在学院2024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谈到“文科何为”的问题。
近日，朱国华教授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称对文科学生而言，其担负的使命和社会中可能的生存空间，依然存在，依然值得追寻。
谈及“使命”和“生存空间”，朱国华院长在之前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实际上对应着两点总结：一是，文科培养批判性思维、审美能力、对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人文主义的关怀，会使全社会受益；二是，朱教授强调，有的文科生比理工科生还要厉害，比如璩静、刘强东和“我的学生”，所以在坐的各位要有信心。
朱教授的讲演，我完全赞成，但朱教授的讲演，却并没有打消很多文科生的现实疑虑，最直接的问题譬如就业，很明显，文科生当下的就业机会，只要到人才市场走一走，文科生显然要比理工科生少不少。就业现实使朱教授也有些许尴尬。
我在上一篇文章《人工智能迭代一切，文科生将是“最后幸存者”》中，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回答了文科生当下的疑虑，我的结论是：
——闲暇时间的延长，为文科大发展创造了契机。但现在的文科教育，仍混杂在科举时代和三次工业革命时代。
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一个大学文科毕业生，哪怕有名校文凭，只会写佶屈聱牙的所谓论文，却写不好质量上乘立意独特的千字文，不能随口掐几段顺口溜，不能略作准备替领导起草讲话稿，不能即席发言，言之成理，语言流畅，那么这张文凭除了骗骗HR，意义何在？
在这篇文章中，我几乎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文科产业。
有个很睿智的粉丝在留言中说：
——要分清“文科的问题”和“中国文科的问题”两个问题。
而朱国华老师所面对的，恰恰是“中国文科的问题”，中国文科生所面对的，不是文科的问题，而是“中国文科的问题”。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文科教学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的人为限制，以及把写“论文”当成实际上的唯一目的，除了论文，其他都不重要？
技术进步正在为文科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就看是否接得住。
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所涉及的行业包括：餐饮、住宿、居住服务、家政服务、养老托幼、文旅体育、教育培训、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等。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解决就业问题，第一、第二产业所能提供的机会已经不多，更多还是要依赖第三产业。
但这份文件提到的这些产业，有多少必须是理工科人才方能胜任的？恰恰相反，上述这些行业，绝大多数都是文科生可以进入，且更为胜任的行业。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记忆的话，一定会记得，在疫情前，中国的餐饮住宿、文旅体育、教育培训、数字消费等等，一度红红火火。单单教培行业，就解决了上千万人的就业。
如果这些行业能够蓬勃发展，解决数千万人的就业，根本不是问题。
而上述这些行业，也是我所说的“文科产业”的大部分。
当然，这些行业，可能产生不了“首富”，但产生“巨富”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些行业，就是以“批判性思维、审美能力、对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人文主义”为基本“技能”之一，具体工作上的技能，不过是短则数天，长则数月的培训，就可以胜任。
现在的高等教育，是否为文科产业的蓬勃发展准备好了教育教学条件？我觉得还是很欠缺的。
首先是方向性的误判。
现在因为文科不好就业，而理工科好就业，且需要去解决卡脖子问题，于是有裁减文科，扩张理工的动议。这将进入一个很大的误区。
裁减文科，并不能使原来研究文科的人转而去研究理工科，并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奉献智力。
随着人工智能和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的提升，大量人员将从流水线、工厂管理和一般科研岗位消失，面临失业问题的，反而是理工科生。扩展理工而裁减文科，是看不清未来产业发展潮流，反而可能制造出更多毕业即失业的学生。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最顶尖的人才。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高校能提供的，只是“可遇”的教育教学环境，为可造之材提供自然生长的土壤。
其次是失败的教学。
30年来，文科教育教学的标准完全向“科学研究”靠拢，也就等于向理工科靠拢，读书治学教书育人写文章竟然是这个“基地”那个“工程”“项目”，文人学士讲起话来像包工头一样，这完全背离了文科教育教学的初衷，结果教出来的学生，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与社会需求渐行渐远。
再次，是物理空间的失败。
理工科培养与“物”打交道的能力，各种专业的文科，说到底是与“人”打交道的学问。
但伴随着大学扩招，中国高校扩建新校区，纷纷把学校搬到乡下，导致文科生与市民和社会失去联系，而只能跟书本中抽象的“人”打交道。
很多大学生4年下来，恐怕没有跟本地普通市民说上过20句话。结果是既没有知识分子该有的理想主义，也没有凡夫俗子的“接地气”。
加上社交活动完全网络化——但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完全又是两码事——很多学生一方面是线上社牛，另一方面又是个线下社恐。一旦遇到毕业后的工作环境，左右不是，长期很难适应。
我在《人工智能迭代一切，文科生将是“最后幸存者”》一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不远的将来，与“人”打交道的文科生，比之与“物”打交道的理工科生，会更有生存空间的道理，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我要进一步说的是，基于“纠偏”和未来的展望，当下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改变。
我以为，一切文科生，均应培养“说”的能力，文科生面对的是“人”，你不张嘴说或者不善于张嘴，别人如何感受你的见识、修养、学问和方法？据说硅谷印度裔高管远远多于华裔高管，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印度裔善于“说”。
中国高校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辩论赛，出了不少名人，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培养了一代能说会道的大学生。但总体而言，中国高校除了学生自发组织的演讲赛、辩论赛和朗诵会，很不注重“说话”能力培养，基本没有任何关于如何“说话”的必修课程。
或许在教育主导者看来，说话能力是雕虫小技，细枝末节，不值一哂，也不容易“客观”考核，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惹麻烦。
但社会现实是，在工作单位，时常遇到如何得体地即席发言，随机插话，如何在口头汇报工作时获得支持，大小会发言如何打动他人，与陌生客户如何拉近距离谈业务，商务谈判如何进退，如何向下属安排各种事务使工作顺畅进展，等等，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基本上所有文科生都是腹中空空，一片茫然。
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很注重训练学生写作“论文”的能力，把这个视为搞“科研”的前置甚至唯一条件，眼里只有“论文”，没有其他，结果是文科领域“潲水论文”泛滥成灾。 我绝无贬低论文和对论文有不敬的任何想法，真正的论文，能够引起基本观念的变化，社会潮流的转向，公共政策的出台。
但是，文科如果要面向社会而不是研究机构，就“写”的能力培养而言，光有“论文”恐怕远远不够。
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体，窃以为，一个文科大学毕业生，应该掌握的写作能力包括且不限于：写信、打借条、起草演讲词发言稿领导讲话稿或三五十人会议的工作报告、起草一般商业合同、起草调研报告，以及写新闻稿、事实与论据相得益彰的千字文、游记、短剧剧本、视频文案，等等。
上述这些能力要求，过去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文科专业，譬如新闻稿专属于新闻系，商业合同专属于法律系，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哪有什么万古不变的专业可言？你是中文系的，难道就只能写文艺论文，起草商业合同就是大逆不道？
后工业时代的文科产业，需要大量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才、怪才、偏才，而中国的文科教育多落在工业时代的“专业”窠臼里出不来，还在源源不断生产合规合距的螺丝钉，导致教育与社会需求越来越脱节。
这是文科产业发展的阻碍，也是文科产业发展的巨大机遇。 校园应该沸腾起来，而不是死气沉沉。在学好书本知识的同时，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辩论、论战、演讲；每个文科生均应该在自媒体上进行各种严肃的写作训练，以发现社会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影响力；各种类型的模拟谈判应该开展起来；更应该走出校园，到政府部门、公司、小区、农村、养老院等地方，去发现社会需求，发现商机，而不是传统的卑微的“实习”；要逐步学会跨学科的合作，尤其是与理工科生的合作……
你看，哪怕在校园里，文科生也不是无事可干，而况在社会上呢。不要等着别人来渡你的劫。自救者救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