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鼓应：我为何主张多读《老子》与《庄子》？
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陈鼓应先生指出：自己年少时“摇头晃脑”背四书五经，父亲诚信为人，母亲对子女的关爱无微不至，整个村子充溢着“尊尊亲亲”的风气，传统风俗民情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人生的多次挫折中，《老子》的柔韧、《庄子》的达观，让我重新站起来，学会不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正负两面看问题，这是经典对我个人生活的实际意义。” 凤凰网国学：多年来，您始终致力于道家思想尤其是对《老子》与《庄子》的深入研究，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鼓应：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高峰。其中，我最为关心的是开创期，春秋末的“孔老对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古代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们的人本思想继承了殷周时期的人文精神，激发了先秦诸子澎湃的人文思潮。因此，我总觉得，《老子》和《论语》是首先要读的。不只是在古代，现代也是如此。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论语》是必读的。念大学之后，我开始读《老子》和《庄子》。在伦理教化方面，儒、墨、道、法互有补充。就道家而言，《老子》凡事皆要追究“本”、“根”、“宗”。在艰难困苦的人生旅程中，老子提倡柔韧、坚忍不拔，总能给人以鼓舞，所谓“进道若退”。而且，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在我人生困顿之时会转化为一种动力，让我度过重重难关。而《庄子》提出了“宇”和“宙”，拉开了思想视野、扩充了精神空间。老庄和其他各家一样，也充满着历史文化感，并饱具社会责任感。 作为现代人，我们也应该能够在老庄之后找到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的驱动力。 孔子与老子都主张“孝慈”，儒家讲“百善孝为先”，《老子》讲“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并进而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虽然《管子·牧民》与《大学》里的逻辑推进有所不同，但大方向还是修身、齐家。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与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有相同之处，都把祖先崇拜、人文精神延续至今。 “孔老相会”是中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件大事。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生于公元前约571年，他们相差二十岁，却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在文化上，孔子影响极大；在哲学上，老子是一位开创者。这两位巨人，承接了更早的祖先崇拜和人文主义思想，打开了战国儒、墨、道、法等各家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应该把人们的思想从西方移到东方，因为那里有广阔的领土、开阔的思想视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大哲学家》中把老子归为“形而上学的创造者”，把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由此可见，他了解孔、老有不同倾向的发展，二者相互会通、相辅相成。 我们可以把哲学简单地分成“概念哲学”和“想象哲学”。比如柏拉图是想象哲学，亚里士多德是概念哲学。假如我们对比老子与庄子，那老子就是概念哲学，庄子是想象哲学。也就是说，文学性的哲学是想象的哲学。因此，从西方的理性思维与辩证思维来看，《老子》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讨论天地的开始，讨论天地从哪里来？西方哲学叫“宇宙本原论”。“万物之母”，也可以说是万物的根源。
从希腊哲学开始，西方传统习于区分现象论和本体论。老子从现象界看到始源的问题、演化的问题，看到万物的“本根”。这个“根”，在《老子》里出现了六次以上。所以，老子很重视现象界里“本宗”的问题，注重从表面去探讨根源。在这一点上，西方与《老子》不谋而合。 凤凰网国学：您如何看《老子》这本书？ 陈鼓应：《老子》是最早、最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典籍。因为它不仅能满足人理智思考的好奇心，还能在困顿中给予人动力、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老子的思想，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读《老子》不仅能得到理性思维，也能满足人的情怀。唐玄宗时期，《老子》被翻译成梵文，是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典籍。从那以后，尤其是西方思潮进入中国，很多天主教（徒）想从宗教角度在《老子》里寻找与其会通之处。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典籍被翻译成世界不同民族的语言最多的经典著作。 凤凰网国学：《庄子》给您带来了什么？ 陈鼓应：我是福建客家人，14岁时随父母从大陆去台湾。我的中学、大学时代笼罩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之下。那时，只要你与大陆联系都会被逮捕，我们就像囚禁在笼子里的困兽渴望自由，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尼采。从尼采到庄子，都带给人更多的宽松和逍遥，让你的精神自得自适。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急躁，精神越来越闭塞，忧郁症等精神疾病高发。 所以，要多读《庄子》，它能让你精神上自得自乐。《庄子·齐物论》：“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最后有八个字——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翻译成现代语言，意思是：万物千差万别，人各有不同，各有特殊性，但主体之间不要相互排斥，要相互会通，在整体中相互宽容、和睦相处。 所以，一方面要保持精神的自得自适，另一方面也要更宽大，像爬山一样爬，爬得越高，看到的好多事物也越来越小，这样会让你更轻快一些。 凤凰网国学：道家在国外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而国内热的却是儒家，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陈鼓应：儒、道在人生，尤其是在伦理教化层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二者时常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在我看来，儒道文化的历史根源都弥漫着人道关怀与人文情怀。 我还可以从哲学和社会文化这两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轴心时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只有中国绵延至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近一二十年以来，我思考得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注重祖先崇拜，子孙们有任何事都会祈求祖先。比如旱灾，古人通过祖先向“天地”求雨，祭祀仪式往往配有礼乐。所以，很多考古学家认为礼乐文明的形成与祖先崇拜有关。从《诗》、《书》、《易》等典籍中，也记载有祖先崇拜的诸多例子；从《春秋》、《左传》、《国语》里，可以看到人本思想渐已形成。 凤凰网国学：儒家与道家的“和”有何不同？ 陈鼓应：从《尚书》到《论语》、《老子》、《庄子》，都谈到了“和谐”，孔子也讲“和而不同”。但道家用更宽广的思维来看待“和谐”。特别是庄子讲“三和”，人秉赋了天地的和谐，所以有“天和”、“人和”；因为秉赋了天地和谐，所以心灵深处都是和谐的。所以，道家讲天和、人和、心和，讲天乐、人乐、心乐。这种天地观、宇宙观构成了中国人的和乐文化、和乐情怀。这与弗洛伊德说心灵深处是黑暗的，充满冲撞力完全不一样。 所以，孔老相会承上启下。人本思想影响深远，从《诗经》、《尚书》，你都可以看到，“天命无常，民情大可见”，古典文化十分重视民心、民情。轴心时代的中国古文明充溢着人本思想、人文情怀。对比之下，中国的人本主义与西方的神本主义是同中有异的。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Toynbee）反对过度的“西方中心论”。他75岁时，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我不喜欢现代的西方文明》一文，文中说，“西方已经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请将我从现代西方沾沾自喜的西方罪恶中救出来。”我年轻时，美国有125个军事基地，现在更多，三十几万难民从中东涌向欧洲，这是人类的大灾难。为何这样？就是军国主义思想在作祟。埃里希·弗罗姆在《人心》开篇提到，人性是羊，还是狼，还是披着羊皮的狼？他认为战争是由少数职业政治家和金融企业家发动、操纵的。我们看待全球文化时，应该像泰戈尔说的，不以西半球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虚实相涵、动静相养、阴阳相和。我不能仅仅站在我的角度，也要站在你的角度。所以，中西方相反相成。 《庄子·齐物论》讲：“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意思就是说，事物没有孤立存在的，两两对照，我是“此”，你是“彼”，但我这个“此”又是你的“彼”。很多事情要相对看，不要绝对看。所以，全球化的未来，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会通是非常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