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魔王”杨新海
大案纪实：“魔王”杨新海林子linzi 2018-08-1509:12:02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jpg自2000年至2003年的4年时间里，杨新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共连续作案26起，杀死67人，被人称之为"杀人狂魔"。2004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发消息：震惊全国、被国家公安部列为"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杨新海，今日上午在河南省漯河市被执行死刑。与杨新海的最后访谈2004年2月14日，星期六，这天是情人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选择这一天，在漯河市对杨新海执行死刑。自2000年至2003年的4年时间里，杨新海在横跨皖、豫、鲁、冀4省的边界地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共连续作案26起，杀死67人，被人称之为"杀人狂魔"。漯河市委、市政府对审理这样一起特大系列杀人案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特别是对这次执行死刑，市里有关部门作了很严密的部署，头一天就把进入看守所的警车号码固定下来，并通知了在看守所门口担负警戒任务的武警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除去这些车辆外，其他任何车辆都不准进入。为了能到达第一现场目击执行死刑的全过程，我们清晨5点钟就起床，穿上检察服，戴上检徽，来到漯河市检察院门口等待执行临场监督任务的市检察院的同行们，随他们一起来到看守所。漯河市看守所坐落在漯河市南郊，位于漯河市干河陈乡毛寨村，当地人称作"南监狱"。看守所共有三进院子，第一进院子大门朝西，第二和第三进院子大门朝南。因前两进院子正在整修，所以院落里显得有些乱。早上6点50分，我们将警车停在第一进院子里，徒步进入第二进院子。一道厚厚的铁门将第二和第三进院子截然分开，第三进院子里，便是看守所的号房。我们就在第三进院子的铁门前等候前来宣判的法官。这时，我看见几十名武警战士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已等候在第一进院子里，负责行刑的一队武警战士跑步进入第二进院子，立正待命。不多时，公安干警和法警们也先后乘车到达，偶尔有相熟的人握手寒暄或说上一两句调侃的话。
这是一个晴天，初春的晨风裹挟着料峭的寒意，将整个看守所吹得干冷干冷，一阵寒风吹来，我不禁摸了摸身上略显单薄的衣服，不由得连打几个寒战，但一看到眼前充满战斗气氛的紧张情景，心里便被一种亢奋的情绪激荡着，企盼看到那真切地为民除害的一幕。7点10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到了，随着他们来的，还有身背照相器材的记者。第三道铁门徐徐打开，等候在第二进院子里的公安、检察人员随之鱼贯进入看守所的第三进院子，约有10名武警战士在一名少尉警官的带领下，进入指定位置，铁门"咣"的一声又关上了。
看守所的干警在铁门后边的看守所过道里摆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了两把椅子，算是布置了一个临时法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要在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过道内对杨新海履行有关法律程序。临时法庭布置完之后，看守所的干警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手里接过提票，带领一名武警中尉和两名武警战士到监号里去提杨新海。
7点23分，随着哗啦啦一阵镣铐摩擦水泥地板的声响，在过道里等候的数十名公、检、法干警的目光齐刷刷地向监禁区惟一的出口看了过去，只见两名武警战士架着杨新海的胳膊，将他从号里押解出来，那名武警中尉和两名看守所的干警警惕地跟在后面。杨新海的个子并不高，只有1.60米左右，加之身上戴着很重的镣铐，他的腰身佝偻下去，和3名高大威武的武警战士相比，他的个子还不到武警战士们的胸部。杨新海穿着一身新衣服，据说这衣服还是他被抓获后公安民警为他买的。杨新海的头上戴一顶草绿色面子的绒棉帽，帽子上的两个耳巴子支楞着，一走一忽闪，显得非常猥琐。可能由于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他的面孔显得有些苍白，目光里显露出一种躲闪不定的畏惧，此刻，用贼眉鼠眼形容他的长相最为恰当。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真的使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背负67条人命债连续制造了26起惊天大案的魔头吗？杨新海一步一挨地被武警战士押到法官们面前，刚刚站稳，抬头看见一名看守所的干警，强打精神说道："吴干事，谢谢你们一个多月对我的照顾，我走了，谢谢你们！"
这时，坐在临时法庭的审判桌后面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程慎生宣布："杨新海，我们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你杀人、抢劫、强奸、故意伤害一案，被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一审宣判之后，你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经过我院复核，裁定核准你的死刑。根据我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今天上午要对你执行死刑。你听清楚了吗？"当审判人员明确地告诉他即将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一下，然后，他低着头回答道："听清了。""你对你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随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女书记员走上前去，拿出死刑执行通知书，让杨新海在送达回证上签名。他主动要求把纸放在地上签，书记员把送达回执放在了地上，杨新海蹲下身子，伏在地上，在送达回执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书记员要他在下面写上日期，但他忘记了这一天的准确时间。在书记员的提醒下，他写下了"2004年2月14日"的字样，并用右手的食指在日期上捺下指印。
接着是验明正身，也就是拍照临刑照片。两名武警战士架起杨新海走到一堵砖墙边，让法院工作人员为他拍了照。拍完照，杨新海刚刚转过身来，我凑上前去，将微型录音机送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家里人说吗？"杨新海回答："我已经6年没回过家了，没有什么好说。""你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吗？""没有。""你有什么话要对社会说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罪有应得。"这时，杨新海再次看见了吴干事，他问道："吴干事，副所长没来吗？"吴干事答道："他还没来。"杨新海说："请你转告他，谢谢他一个多月来对我的关照，谢谢你们！"
说完，杨新海再次被带到法官们面前，接受问话。"杨新海，你对家人有无遗言？""没有。""有无信件、遗物和遗留的债务、债权？""没有。"法官讯问完毕，让杨新海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杨新海再次伸出肮脏的手，在讯问笔录上捺下自己的指印。
7点40分，杨新海被押上一辆上面坐满了警察、武警战士的警车，在浩浩荡荡的警车和军用卡车押解下，拉着杀人恶魔的警车驶离了漯河市看守所，从漯河市南郊横穿漯河市，一直开到位于漯河市区北部的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8点20分，宣判大会开始。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女书记员任能能首先宣布法庭纪律。女书记员的声音并不大，但此刻却显得分外庄重有力，足以令所有旁听席上的人以此自律。女书记员宣布完法庭纪律，站起身来，像是对旁听席又像是对着侧幕喊道："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程慎生和代理审判员陈伟、王艳玲缓步走进法庭。
随着审判长程慎生宣布"将罪犯杨新海押上来"，两名法警将罪犯杨新海押进了审判法庭。程慎生审判长直截了当地宣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豫刑二复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关于对杨新海执行死刑的命令，然后宣布："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的命令，将故意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杨新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3名武警战士走进法庭，从法警手中接过杨新海，将他重新押上那辆停在审判法庭后面的警车。
数十辆执行死刑任务的警车已停在1号审判庭的北面待命，负责执行死刑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迅速登上事先规定好的车辆，长长的车队缓缓离开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东大门，往北行进。由于杨新海杀人过多，一手制造了多起灭门惨案，因怕受害人家属不能保持冷静的心态而影响死刑任务的执行，这次没有大张旗鼓地召开宣判会，长长的行刑车队也没有一路拉响警笛，只是在车队必经的路线上，比平日多了几名值勤的公安交警。
这时是8点40分，太阳静静地挂在树梢上，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友好地洒在人间大地上。漯河市的大街小巷和往常一样平静有序，人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有在街边打扫卫生和修剪绿化树的，有在北环城路从事公益劳动的，还有的早晨外出长跑锻炼刚刚返回，总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今天要对一名杀人恶魔执行死刑。车队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中行驶了大约13分钟，来到位于107国道郾城段东侧一个叫五里岗的村子后面，这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柏油马路，路两旁各有修路时形成的路沟。在路北边一段刚刚开挖的路沟旁，行刑车停了下来。几分钟后，一声枪响，杨新海应声栽倒在那个不太显眼的壕沟内。随后，我随着法院的法医和临场监督的检察官靠上前去，看着他们对进弹口和出弹口进行检查和拍照。
我看到，执行临场监督任务的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本案公诉人之一的殷鹏年抬手在监督笔录上写道：被执行人：杨新海枪响时间：2004年2月14日上午8点54分。执行地点：郾城县境内五里岗村北小柏油马路北侧路沟内。执行情况：一弹毙命。
当天中午，新闻30分播发消息：震惊全国、被国家公安部列为"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杨新海，今日上午在河南省漯河市被执行死刑。国内各大媒体、网站也迅速转载或播发，杀人狂魔杨新海伏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被歧视的童年
杨新海家住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的张夹行政村杨陶庄村民组，这里不通客车，从村里到汝南埠镇有3公里多的距离，道路凸凹不平。晴天，道路上被大车小辆辗轧得几乎翻成了筏头地，普通三轮车也难以行驶，雨天，路上的淤泥几乎深不见底，人踩上去也拔不出脚来，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这是杨陶庄通往汝南埠镇的惟一的道路。
在杨陶庄村的200多户村民中，杨新海家是非常贫困的。他的父亲杨俊关和母亲杨詹氏住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茅草房里，就在这低矮的茅草房里，杨俊关夫妇生下了6个子女。近年来，随着子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先后搬了出去，但老两口仍然住在这里。用杨俊关的话说，现在"房子已破得不行，一下雨，就得用塑料布盖一下"。
茅草房的一头是杨俊关夫妇的卧室，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的被褥也打上了不少补丁。松木床的旁边，便是老两口的厨房，用砖泥混砌的灶台上，支着一口铁锅，每到做饭的时候，整个屋子里便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茅草房的四壁，半人高以上的地方，都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尤其是房顶上，黑漆漆的，像是随时要滴下油来。茅草房的另一头便是牛槽，老两口喂养的一头瘦巴巴的耕牛拴在牛槽后面，白天，杨俊关把耕牛牵出去役使或拴在屋外的树底下；晚上，把耕牛牵进屋来喂草料，然后，就让它栖息在牛槽的后面，牛粪牛尿也排泄在这里。每到天亮的时候，牛槽的后面就成了一道牛尿的河，杨俊关每天都要用土坷垃垫在耕牛的脚下，牛粪、牛尿和土坷垃越积越厚，隔一段时间，杨俊关就要找人对牛圈清理一次。一走进这间人畜混住的房子，既有一股农家烟炊的熏燎味，也有一股浓浓的牛粪、牛尿的臊臭味。这就是杨新海出生的老屋。
杨新海生于1968年7月17日，属猴。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杨新海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这些成分的人都是属于专政对象。因此，在杨新海很小的时候，他家就受到歧视，他还年幼不懂事儿的时候，就时常被村里同龄人称为"地主羔子"，嘲笑他、羞辱他，使他备感屈辱。尽管兄弟姐妹很多，但他从小就在村里有一种孤独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游离于人群以外，这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
正阳县属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这里本来就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杨新海的父母孩子多，花销大，比一般人家显得更贫困。杨新海虽然兄妹6人，家里却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也正是由于父母生了他们6个儿女，排行老四的杨新海"从小就不受重视"。在杨新海的记忆中，从没有人给他买过衣服，也没有人给他买过爱吃的东西，更没有任何人教他读书识字。
1976年暑假，杨新海已经8岁，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上学的冲动，向父亲闹着嚷着非要去上学，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兄弟姐妹6人全是睁眼瞎，也不是个办法，小海儿要上学就让他去上吧。"父亲把他领到学校报了名。老师对他进行测试时，发现这个孩子脑瓜特别聪明，于是，没上过一天学的他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杨新海知道家里供自己上学不容易，从上学开始就十分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杨新海的身体没有同龄人发育得快，尽管他到8岁才开始上学，在同班同学里，年龄算是比较大的了，但他的个子并不高。加之和他与生俱来的地主成分产生的威压，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在学校里，他怕别人欺负他，轻易不敢和同学说话，一到学校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下课后除去上厕所也不出来玩。由于他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
放学回到家，幼年的杨新海常常一个人愣愣地独处，呆呆地对着一个地方看，对着一种东西看，一看就是老半天，看得时间长了，他好像看出一点门道来，他就模仿着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一开始画得不像，画着画着就像了。从他开始上学时起就喜欢画画，一回到家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画画、写字，据村里人讲，"海儿从小特别聪明，喜欢画画，画啥像啥。"
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的还是公社化行政体制，所有的农村老百姓都称为公社社员。人民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对社员的劳动计酬方法是按其贡献大小发给工分，社员凭工分的多少领取口粮和参加年终分红。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杨新海一到周末放学后，就下地割草或者给生产队放牛，割的草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室挣工分，放牛可以直接记工分。
在村民的眼里，幼年的杨新海懂事、勤快，老实得很，是个好孩子。他每天默默地去上学，放了学又默默地回家。回到家里，他不跟别的小孩玩耍，一个人默默地玩，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惹是生非。据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杨新海小时候连杀个鸡都不敢，我们也想不通他怎么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在杨新海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杨新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结了婚，家里只剩下父母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5口住在3间破旧的房子里，周围是就地取土打的墙，上面是用麦草苫的屋顶。父母住在东间，他和弟弟妹妹住在西间。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到家里，只见3间破旧的草房乱糟糟的，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只有母亲独自坐在院子里抽泣。他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便不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止住哭泣，抬头看了看他，一把将他揽在怀里，又大放悲声地哭起来，边哭边抽咽着说："海儿，你爹他喝药了！咱们娘儿几个咋活啊？" 杨新海劝娘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娘擦了擦眼泪告诉他：当天下午，哥哥家的小孩在地里玩时，偷掐了生产队的油菜花，被生产队的干部抓住了，马上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斗哥哥，让他承认是他有意唆使"地主羔子"破坏生产。哥哥说，那是小孩不懂事造成的，我没有唆使他。生产队干部说哥哥不老实，要对他进行罚款。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也被叫去参加批斗会陪罪，回到家里一直唉声叹气，趁杨新海的母亲不在跟前，气得喝下农药要自杀，当母亲发现时，父亲的口中已经溢出白沫了。母亲赶紧叫来哥哥，一家人慌手慌脚拉着父亲去医院抢救，现在，父亲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
杨新海本想去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但他不知道哥哥们把他拉到了哪个医院去抢救。他抬头看了看苍茫的天色，太阳早已下山，不知何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他突然生出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那无边的黑夜好像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威压，使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虽然父亲大难不死，但杨新海对这件事很想不通。此时，他已经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他认为，小孩掐油菜花儿玩，在农村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我们家人的头上就成了现行搞破坏？地主、富农的后代就永远坏吗？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挨批斗，这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
还有一件事是杨新海上了高中以后发生的。那时，农村的行政体制已经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改为了乡政府、村委会、村民组。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唯成分论的观点也越来越淡化，他家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责任田。尽管成分淡化了，但是，多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意识却一时无法彻底革除，像他们这样成分高的家庭仍然在人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杨新海刚考上高中那年，他的哥哥需要盖房，村里给他哥哥划了一片宅基地，哥哥欢欢喜喜地购置了盖房所需的东西，请人看好了黄道吉日，动手盖起房来。可盖房工程刚刚开始起步，村里一家势力较大的人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也要在这块地方盖房。杨新海的哥哥当然不让，两家为此打起了官司。经多次找村委会干部调解，最终仍不了了之。后来，对方见不能强占这块地方，为了不让杨新海的哥哥盖成房子，硬是在这块地上挖了个大坑。
对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杨新海无能为力，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用杨新海的话来说，经历幼年时的种种遭遇，"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太不讲理了"。
杨新海幼年时生活的驻马店地区属黄淮海平原地区，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人民公社化时，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家缺粮吃，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才有粮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没有钱花，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大量的劳动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闲置，本地没有任何可以引以为荣的工商企业。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最适宜进行大农业的地区，但是大量的农村既有人口决定了不能很快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生存，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土地成为维系温饱的惟一因素，只要这几亿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业，我们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人算作失业人口，他们也不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因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快速的改变。
杨新海的家离县城只有十五六公里远，但直到初中毕业他还没到县城去过，他所见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周围灰褐色的村庄，他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天到晚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他所留下的很多记忆都是暗淡的、没有任何色彩的灰色记忆。高中时，杨新海爱上了文学，这以后，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后来，虽然中途辍学，但他的写作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杨新海落网后，曾在狱中写过回忆录，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乡愁》，这部分主要是记录他幼年时对家乡留下的印象，一开头写道："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上边，有一座桥，那座桥给我留下了屈辱的记忆……"
我们在杨新海家乡采访时，有村民告诉我们：杨新海小的时候不仅喜欢画画，而且还喜欢文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家庭，爸爸妈妈会为他萌发的绘画天赋欣喜不已，会为他刚刚显露的文学细胞而感到自豪，千方百计培养他，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提供成为画家或文学家的机遇和条件。如果这样，也许今天的他至少不会是一个人人喊诛的杀人犯、遭人唾弃的丑恶化身。罪恶的根源还是贫穷落后和缺乏教育，这些东西像是一块巨大的土坯，牢牢地压在杨新海这个刚刚钻出地面的嫩草芽儿上面，把它压得弯弯曲曲、七扭八歪。由于这种心理的萌发和膨胀，把他变成了一个畸形儿，形成了和常人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和方法，慢慢地嬗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孤独的少年
1983年暑假，15岁的杨新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汝南埠镇中学的高中班。离家远了，离亲人远了，他仍是整天一个人默默地独处，一副老成稳重的样子，不苟言笑，从来不和别的同学打交道。他的模样老是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这时的他，逐渐成为一个孤独型少年。
原先读小学时，学校离家近，杨新海放了学都是回家吃饭。那时，尽管家庭生活不好，但每当放了学回到家里以后，母亲总会做好了饭等着他，别管在家里吃得多差，母亲终归会让他填饱肚子，而且总会有母亲做的热汤喝，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
上初中后，因无钱吃学校的食堂，每顿饭要往返三公里的路，他时常迟到。为了不迟到，后来他就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表爷家，而这个表爷家能提供住宿，没有人帮他做饭，他只好背上柴米在表爷家自己做饭吃。
上了高中以后，离家有四公里多路，再回家吃饭就更来不及了，花销也相应大了一些。学校为方便学生生活，开设有大食堂，其他同学大都在学校食堂买饭吃，杨新海不行，他家里连买作业本的钱都没有，哪里有买饭的钱？只能自己动手煮野菜吃或者烧饭吃。可是，学校只有大食堂，没有为学生准备开小灶的地方，烧饭到哪儿去烧呢？刚开学的几天，杨新海只有吃从家里背来的凉馍，喝点开水充饥。每到学校开饭的时候，杨新海看到别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地从学校食堂买了饭，吃得有滋有味，他自己却躲在一旁吃凉馍，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味，更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星期天回到家里，他埋怨父亲为什么把日子过得这样穷？还说，要是再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这个学他就不上了。
父亲说："海儿，你兄妹几个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数你聪明，有出息，是咱们家惟一上高中的人，你无论如何要坚持把学上下去，只要你愿意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
杨新海说："你光是口头上说供应我上学，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你让我怎么上学？" 父亲说："我马上就去为你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父亲说到做到，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去了趟汝南埠镇，在离学校500米远的村子里，找到他们家一个远房亲戚，是杨新海的表姐家。表姐家不仅离学校较近，而且经济状况较好，一家人也很热情。父亲竭力向他们夸奖儿子如何聪明，说这个孩子只要好好培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表姐一家不仅答应可以借用厨具、灶具让杨新海烧饭，还答应可以在他们家借宿。
将杨新海安顿好以后，太阳快要下山了。父亲告辞亲戚和杨新海，一个人赶回家去。杨新海将父亲送到村头，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一扭头回了表姐家。这天晚上，表姐家的晚餐做的是白面条，为了对他表示欢迎，特邀他一起共进晚餐。杨新海吃着香喷喷的白面条，感到这是他自长这么大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心里不觉对表姐一家人涌动起一种感激。就这样，杨新海开始了借宿亲戚家的寄读生活。
虽然是亲戚，但也不能天天、顿顿跟着人家吃。第二天早上，杨新海就开始自己做饭吃了。表姐家为了与杨新海的做饭时间不冲突，等杨新海放学回来时，他们已经吃完了早饭，刷好了锅，杨新海一个人默默地用表姐家的柴禾热一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菜窝窝头儿，烧了点稀稀的面汤，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去了学校。就这样，杨新海每天生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地开始了自己做饭吃的高中求学生活。
一天，杨新海中午放学回来后，见表姐家里炸油条，但却不是给他吃的，他还得用表姐家的柴禾、用表姐家的盐，烧水煮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面条。表姐一家人在餐厅里有滋有味地吃油条，而他则躲在自己借宿的斗室里呼噜呼噜地喝那没有一点油腥味儿的白面条。
还有一天中午，表姐家吃肉包子，杨新海放学回来一边煮饭，一边闻着肉包子发出的诱人香味儿，口里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涎水。他偷偷地瞟一瞟表姐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装馍装面的脏兮兮的白布口袋，心中陡然感到了贫与富的差别，一种无形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表姐家还加工米花团子卖。每当杨新海放了学回到住处以后，操作间里总是传出浓郁的爆炒米花的香味和熬制稀糖所散发出的黏稠甜味。这时的杨新海正当青春期，贪玩和馋嘴是这个年龄的农村男孩子的天性，杨新海多么想抓几块米花团子尝尝啊，但是，表姐家的人只顾忙着各自的事，谁也想不到这个馋嘴的男孩想吃米花团子，没有人去让一让他，更没有人主动送给他哪怕是一颗米花团子吃。而此时的杨新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表姐家的人不给他，他又没有钱买，硬是生生压抑自己想吃米花团子的欲望，他虽然感到了自己欲望的可悲，却也觉得表姐一家人也真的是太可恶了。
杨新海在表姐家住了一年多，这种贫富差别的场面见识得越来越多，他心里原先对表姐一家人产生的感激之情慢慢消失了，他觉得，亲戚只是形式上的亲戚，没有一点亲情，随之在心里逐渐产生了一种哀怨的情绪："他们家包饺子、炸油条，却不喊我和他们一起同桌吃饭，连那一箩筐一箩筐的米花团子也不让我吃一个，这算什么亲戚？也太看不起人了！"
这种情绪一旦产生，便在杨新海的心里扎下根，从此以后，杨新海虽然表面上仍对表姐一家人客客气气，但背地里却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痒："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让你们看看，让你们知道我杨新海并非寻常之辈。"但他的这种情绪，只深深地埋在心里，表面上仍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只是时而在眼中露出一丝阴森的目光。
自小学到中学，杨新海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这使得他一度成为家人的希望，但也时常受到同学们的妒忌，尤其是家境的贫穷使杨新海难以在人前形成自尊。杨新海认为，那些同学妒忌他，就是怕他将来超过了他们，越是如此，他越是在心里与他们较劲儿。他不容许别人看不起自己，逐渐在内心深处形成了过度偏执的自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近期内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了离家出走闯荡世界，没想到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5年，杨新海在汝南埠镇中学上高二，到了这年3月间，杨新海本学期的学费还没有交上，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杨新海趁星期天回了一趟家，向父亲索要学费。吃过午饭，父亲从床头的席底下拿出一个布包包，打开一层层的包装，从里面拿出一叠带着浓重汗味的纸币交给他，说："海儿呀，这50块钱过年时我没舍得花，是准备开春时买化肥农药用的，你交学费急用，就拿去吧，过几天我再给你去送吃的东西。"
杨新海接过钱，本来想再说父亲几句什么，但一看到老人家那可怜兮兮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杨新海带着这50元钱，头也不回离开了家。他当时可能想不到，这是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最后一次回家，从此后他开始了非正常人的生活。
那天下午，杨新海带着父亲给的50元血汗钱，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步履迈得很沉重，3公里多的路程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边走一边漫无边际地想，从小时候别人喊他"地主羔子"想到上小学时候同班同学欺负他；从哥哥的孩子掐生产队里的油菜花子想到父亲的服毒经历；从家里3间破旧的茅草房想到哥哥盖房的曲折；从在学校遭受同学的白眼想到在亲戚家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这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大男孩，越想越觉得前途渺茫："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子弟，就是上学上到高中毕业又能怎么样呢？即使考上大学，我的家庭能供应得起我继续上学吗？如果考不上大学，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想过来想过去，他觉得要想尽快改变当前的处境，还是要出去闯荡一番。他认为，只要走出这片小天地，外面的世界五彩缤纷，到处都是机遇，到处都有黄金，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抱回一个大金娃娃。杨新海回到学校后，既没有向老师打招呼，也没有和寄宿的亲戚家说一声，暗自邀集了几位同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地开溜了。
一个星期后，杨俊关和往常一样到学校去给儿子送粮，他先到了杨新海寄宿的表姐家，表姐告诉他："小海儿有三四天没有回来了，不知是住在学校里，还是回家了。"杨俊关找到学校，老师告诉他："杨新海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去哪儿了。"同时出走的还有同村的几个同学。夏收时候，村子里同时出走的学生都回来收麦子，而杨新海却没有回来，他们告诉杨俊关说杨新海去焦作煤矿打工。可是收完麦子回到焦作的同伴发现杨新海已经不在那里。
应该说，杨新海最初产生外出闯荡冲动的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是充满美好憧憬。请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和与他一起外出的同学们一样，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们的创造力可以让他们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破坏者。所有的人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都是抱着一颗火热的心出去闯荡的。如果说在这以后，他们的创造力没有被压制没有被侵犯，或者说被侵犯得很少，换句话说，如果说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了适宜发挥的土壤，也许他们都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但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我们的这些"如果"，杨新海此后的一系列经历，把他那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神经刺激得更加脆弱，把他那本来已经严重变形的人格扭曲得一塌糊涂，使他那本来已经近于残酷冷漠的天性逐渐绽放出罪恶之花。
{:4_289:} 流浪汉
1985年春天，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于是，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果然，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虽然是出苦力，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他成了一个自由人。
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现在，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说着，不容分说，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
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抱着他边哭边说："三弟呀，在咱们弟兄四个中，数你上了学，有了文化，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
杨新海冷冷地说："二哥，你哭啥哩？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
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止住哭泣说："三弟，不管咋说，你别四处乱跑了，麦收季节快到了，咱一起回家吧，咱爹想你啊。"
杨新海说："想我有啥用啊？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想我干啥？要回你回吧，我刚出来不久，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不想回家。"
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也就不再说别的，只买来些饭让他吃，他想：都是亲弟兄，住下来慢慢说，总会说动他的心。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他说，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
几天后，二哥要回家收麦了，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杨新海便答应了。二哥还没动身，杨新海就对他说："二哥，你一走，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离开二哥以后，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毕竟安全得多、轻松得多，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一干就是几个月，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天气也渐渐冷了，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山西临汾市，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
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房东是一位寡妇，30多岁，对人很和蔼，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住进去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立足之地后，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先是贩卖青菜，随后又贩卖水果。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辛辛苦苦跑一天，赚得钱刚够糊口，但他觉得，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杨新海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为了抄近路，他骑车走出乌衣巷，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这条街道很窄，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忙着各自的事情。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那个骑自行车的，站住！"
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但听到喊声，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他停下来问："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蛮不讲理地说："还怎么回事呢？把人碰倒了，想逃跑？"杨新海知道，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并没有碰到她，便据理力争。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没碰着？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
这一下，马上惹得好多行人停下来围观，那一刻，杨新海的脑子"呼"的一下懵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事。穿制服的男人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权，这种事和他们怎能说得清？再说，在这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又到哪里说理去？他只好低下头自认倒霉，结果，那一对男女硬是让他赔了20元钱，才把自行车还给他。这20元钱，是杨新海几天的利润啊！连穿制服的也欺负人，这让杨新海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了，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这个世界对他失去了温暖。
杨新海伤心地推起自行车，蹒跚地走回乌衣巷的租房，一头倒在床上再不愿起来。已是上午10点左右，随着太阳的升高，租房里越来越热。睡了一会儿，杨新海爬起来，想打开租房的窗户，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杨新海刚刚打开窗户，却正好看见女房东笑眯眯地站在窗户外面，让从来没有挨过女人边儿的杨新海突然产生出一种热乎乎的冲动，他感到脸上发热，说话也有点不太自然："大嫂……不不，大姐……你，你？" 女房东却不羞涩，很大方地问："兄弟，你今天咋回来得这样早？"
说起今天的事，杨新海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把头一低，叹了一口气说："唉，别提了，今天让人给宰了！"
女房东似乎对这位租房的小弟弟格外关心，搭讪着走进杨新海的租房，问："快说说，是什么人欺负你了？"说着，就势挨着杨新海坐在了床沿儿上。
杨新海平生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坐得这样近，他分明闻到了一种女人的气息，被欲火烧得难以自持，早把刚才在街上被欺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顾不上和女房东再说什么，动作麻利地把刚打开的窗户又重新关上，走到门后"啪"的一声关上了门，还没容女房东站起身来，就把她按在身子底下。女房东也算配合，只是在嘴里嚷嚷着："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实际却在任凭杨新海摆布。杨新海在伤心和欲火的交织中，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与女人的温存。
事后，杨新海有点担心，怕女房东也会像他遇到的那些坏人一样，想出歪点子来整他，便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仅存的百十元保命钱，从中抽出20元要送给她，谁知女房东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房东走后，杨新海打扫了一下战场，把该擦的擦擦，该洗的洗洗，心想只要现场不留下痕迹，到时候，她就是想整我，只要我不承认，她也拿不出证据来。若是整不倒我，丢人的还是她。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女房东并没有任何要整他的动静，杨新海也就放下心来。每天卖水果回来，便挑几个好的留下来，趁没人时悄悄地送给女房东。女房东也不推辞，也不感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等杨新海走后，她才悄悄地把水果吃了。这使得杨新海的色胆越来越大，隔三差五，便早早地收了摊子回来，找机会占女房东的便宜。
杨新海与女房东来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她的年纪比自己大出十多岁，几乎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辈儿了，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厌烦情绪，又禁不住在外边勾引起更年轻的女人来。有一次，杨新海卖水果时，一个涂脂抹粉的女孩来买水果，一看便知道是个三陪女，便与她搭讪起来，几句话便讲好了价格，说定25元一次。杨新海回到租房处看女房东正好不在家，便将那女孩领了回来。一进门，杨新海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她往床上按，女孩说："干这一行的规矩，必须先付钱后办事。"杨新海无奈，只好将25元钱交给了她。那女孩装好了钱，也就不再客气，二人宽衣解带，很快便进入了情节。可是刚干到兴头上，女房东回来了，她听到杨新海房间里异样的声音，便急急地敲他的门，还说，如果不开门，她就去打"110"，让警察过来抓他们。吓得二人立即停止动作，那女孩以为是他老婆回来了，气得直骂他发贱，赶紧穿上衣服溜走。
女房东打断了他的好事，这使杨新海格外恼火。从此，他对女房东再也没有一点兴趣，并且在以后大量的犯罪活动中，在寻找性侵犯对象时，他对30岁以上的女人也绝没有一点兴趣。
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
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失败的感情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