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上下三千年（三）之汉代
汉代，主要是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出现了宗教慈善，观之古今中外，宗教慈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非常好。但是汉代的中国宗教慈善，是有别与西方宗教慈善的。 从社会公益角度来看，中国当时的宗教组织主要是佛教，其宗教组织的作用远远大于宗教组织。佛教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与一身，其所兴办的慈善事业，对当时的社会民生起到了极大的贡献。 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即“修福”、“福报”的观念，这些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富人起到了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汉唐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长盛不衰，主要包括济贫、医疗、戒残杀、宣传行善等方面。这些内容在我们后期寺院相关的影视作品里也能够看到。 西汉建立初期，官府的统治之术是“黄老之数”，也就是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汉记.武帝纪》中说“汉兴，草创尚简易。未甚用儒者，而窦太后好黄老术”。粮食缺乏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因此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是主要以“惠民”为主要的政治活动。这个政策延绵了60年，直到汉武帝时，国力逐渐强盛，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改奉儒家思想为立国之基。但随着汉武帝的征战，国力重新陷入匮乏，于是西汉后期，又重新恢复‘惠民’政策，并一直延续到东汉结束。 济仓放粮，是两汉时期官府的慈善重要举措。国家对粮食进行仓储，在灾荒之年，对荒政进行救济，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论积贮梳》：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 汉代还有个著名的“常平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东汉时期还有一个政策，胎养令：东汉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兵源，奖励人口繁殖，章帝时颁布《胎养令》，规定妇女怀妊者，赐胎养谷三斛，免去其丈夫一年的算赋，以资奖励。《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代的胎养令规定：“民产二子，复勿事二岁。”就是生养两个孩子，可以免征赋役两年。有些贫民生子者甚至在哺乳期能够得到官府资助的粮食一斛。东汉章帝对育婴事业也很重视，元和三年（87年），他下诏要求各州县爱恤孤童：“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即由国家提供粮食，养育孤儿或者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
此外，对于老年人的慈善救助，在两汉时期也一直没有间断。如汉文帝曾颁布养老令，要求人们尊老敬老，“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景帝采取赐粟、给帛等措施，让“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汉武帝对鳏寡孤独幼童等特殊困难人群也有救助。而《东观汉记·明帝纪》记载：“冬十月，﹝汉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所谓“养老礼”，就是对年高德劭的老者按时饷以酒食而表示礼敬的礼节。皇帝如此表率，可见当时的敬老风气。 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情况而产生的社会慈善活动。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设置专门的收治病人的场所。而一旦出现疫死者，对于无主尸体，官府一般都会赐棺器盛以便收殓。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疫疾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府行使的善举。这种形式，此后更演化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 比较先秦时期，两汉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慈善的发轫之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当时中国的慈善救济与福利制度，依然是以设官掌事为主，还没有为慈善救济设立正式、专门的慈善机构和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大多是其他部门兼管，只在特殊时期才会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两汉时期社会的慈善活动，主要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一方面，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朝廷为谋求社会稳定、皇祚绵延，示以惠政、赢得民心的功利之举。随着朝代的更迭，政府的变动，各种活动也时断时续。而且，这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的概念还相差很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活动是国家组织进行的，往往可以运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涉及面广，赈济范围大，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最为给力的。国家组织公益慈善这种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尽管也有一些民间组织的慈善活动，但始终无法形成规模。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规模较大的民间慈善活动，是随着东汉末年，佛教逐渐在中国立足，以及道教形成之后，由佛教寺庙或道观等宗教团体组织进行的。即便如此，这些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始终受到官方的抑制。正如唐代排佛时举出的孔子禁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济民的故事，孔子说：“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意思是说，私人的慈善活动可能会引起政治性猜忌。并且说：“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言下之意，只要政府施行仁政，根本不需要民间的小慈。 这是一个矛盾的困局：国家的力量的确是社会慈善活动的最大支柱。但是。按照现代社会学“第三部门”的说法，民间活动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调配、弥补政府的不足，而对于公益慈善这种涉及面极广、特殊性很强的事业，尤其如此。（未完待续）更多咨询欢迎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如果你对历史上的慈善有更多了解，欢迎和我交流。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