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1978年以来的中美“战略接触期”，未能在中国市场给美国企业出口和投资带来足够的开放度；中国没有在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而是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秩序；中国的国内政治没有变得更加民主。
第二，除上述情况外，中国现在有意将美国挤出东亚和西太，最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
第三，中国寻求在国内和国际上压倒美国：通过中国政府主导的产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战略，掏空美国制造业和科技产业；通过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措施，激励和引诱美国的全球伙伴、朋友和盟友；快速扩大中国的军事存在，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红海的吉布提。
第四，上述诸因素再加上俄罗斯，代表着美国未来安全的核心战略挑战。这决定了美国战略方向亟须改变，从“战略接触”转向一个新的时代，即“战略竞争”。
第五，美国这种对中国国力、意图和行为的最新分析，从现在开始将转变为一种新的多维度实践策略，目的是对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予以阻击。
若上述对华新战略逐步反映在未来美国的政策实践中，那么2018年无疑代表着中美关系在根基上断裂的开始。
对未来战略的考量
美国在酝酿如何实施其对华“战略竞争”新策略时，需要考虑很多可能的因素。美国的全球伙伴也需考虑这些因素。
首先，美国的战略预期是什么？如果中国不按彭斯演讲勾画的要求照办，华盛顿怎么办？如果态势朝相反方向发展，后果是什么？可以推测，美国已经从局势升级、危机管控和最终冲突等方面模拟了外交、经济和军事上可能出现的情景。美国的盟友也需要仔细考虑各种情况与选择。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处于战略竞争阶段，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华盛顿如何与北京就规则内容达成共识？或者，没有规则？由竞争态势塑造规则？现实情况是，40年的中美双边战略接触后，管控双边关系的文化、习惯、规范以及规则已经成为几代政治、外交、军事和商业人士的“第二天性”。如果我们委实处在一个勇敢新世界，需要什么规则，来避免海上、空中意外？网络攻击、核扩散、在第三国的战略竞争、购买和出售美国国债以及其他重大的政策领域呢？还是美国已得出结论，中美进入双边关系无规则的战略“新纪元”不会有损失？
第三，中美之间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战略话语的可能，使两国有可能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参数？作为一种概念，战略接触暗含一系列相互义务。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些义务。但是，在缺少新规则或者共同的概念框架管控双边关系的情况下，该如何及时防止（两国）从战略竞争滑向脱钩、遏制、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历史可以借鉴，这样的滑动之快，可能超乎任何后现代政治家的预期。1914年夏天一件小事引发的局势升级令人警醒，当然核时代的战略算计也在修正传统历史经验。
第四，如果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正在考虑，对华战略竞争可能演变成全面遏制、全方位经济脱钩，甚至第二次“冷战”，那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乔治·凯南的理论。凯南认为若遏制得当，苏联最终可能会因为内部压力解体。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在同样的遏制政策下最终会因内部矛盾而瓦解，则是夸张的假定。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恢复力、从美国其他敌人那里获得能源的能力、管控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各种新技术提供的新潜力，中国不会垮掉。
第五，美国已经确信日益崛起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对民主资本主义（不管是保守、自由还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理念挑战？苏联曾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阵营。但有证据表明中国在第三世界如法炮制吗？
第六，我们看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贷款和援助对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项目作出金融承诺与支持，美国准备提供类似的金融承诺与支持进行战略反制吗？上周美国对世行增资的支持是一个受欢迎的进展，但增资额度与“一带一路”的规模相形见绌。
第七，除了优惠金融和贷款援助，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美国如何与中国在亚欧的贸易和投资体量进行竞争。鉴于中国在亚太和欧洲已经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也具有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引力），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将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在上述地区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分量？
第八，基于此，美国到底有多自信，认为自己的盟友和伙伴会全然拥抱它的对华竞争新战略？美国持续公开攻击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以及整个北约，加上对日本和印度征收关税之后，还会笃信这些国家会支持它的反华新战略？或者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会继续观察中美力量对比和战略互动，并在之间摇摆？此外，东南亚现在是中美战略影响力新的“大博弈”战场。还有中东，中国是其油气的更大市场，已经超过了美国。
第九，是什么让美国的新理念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吸引力，以支持美国对华新战略？彭斯的演讲清楚且有意识地传达出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但这番演讲没有呼应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历史上，国际社会与美国共享这些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体现在美国战后主导的秩序中。但现在，国际社会目睹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抛弃了这种秩序的诸多关键要素（人权、多边贸易体制、气候变暖、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多边援助机构等）。
最后，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出现的重大裂痕，对全球经济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若因用激进方式实现两国经济脱钩，导致双边贸易锐减或者垮塌，这会对美国2019年经济增长以及全球增长有何影响，是否会触发全球经济衰退？同样，鉴于本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报告指出，因为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的行动不足而让全球面临潜在灾难，如果中国只能凭借自身力量减排，后果将是什么？
美国的其他决策者寻求细化特朗普时代对华战略竞争时，上述是他们应该考虑的10个重大问题。我们如今正在未知的水域里航行，我们不想看到意外后果发生，尤其是危机和冲突。100多年后，1914年的警告依旧在我们耳边回响。
今天，对美经济战或者武力对抗都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知道自己依旧没那么强大。但在退无可退之时，事情会发生变化。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常常无视任何经典战略逻辑。
中美关系性质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首先，因为中国现在的全球和地区体量，从经济和军事上都达到临界值，重写中美关系是结构上的必需。其次，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还在理念传统和未来志向上非常不同。
此外，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全球和地区政策发生了显着变化。今天，核心的问题是理性判断中国的前进轨迹，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目标是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如何做出战略回应？在这种语境下，玩政治指责游戏没有任何益处。
可以避免的“战争”
我很清楚，在目前紧绷的政治气氛里，中美学者面临的环境比以往更困难。某种观点的支持者会被冠以各种标签，比如“中国绥靖者”，甚至是“熊猫拥抱者”。而另一种相异观点的支持者则被称为“战争贩子”。我们必须警惕新的麦卡锡主义。最近，我发现，当我们想要解释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时，就会被斥为搞反美活动（或者反澳活动）。简单的答案（或者说站队）似乎更受待见。但正如我反复提醒，客观而言“中国崛起”绝非一个简单问题；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是智力上的懒惰和道德上的不负责。
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就中国问题进行公开、深入辩论的空间在缩小。越来越多人会提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这个以前从未宣之于口的问题。哗众取宠的做法显然简单廉价。真正有价值的是，思考出什么才是长久、可靠的公共政策，能够实现共同商定的目标，长远保持自由、繁荣和可持续，同时不会产生预期之外的后果。尤其是危机、冲突或战争。
在当下美国展开有关中国的大辩论的背景下，我总是禁不住想到亨利·基辛格博士的睿智忠告。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成立之时，曾向他请教我们的责任应是什么。基辛格一如既往地娓娓道来：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来审视世界：第一，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忽略了什么？
如果要问在眼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我选择站在哪一边，我的立场是：中美之间，战争可以避免。我站在“难道除了投降或对抗，就没有帮助我们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条路？”这一边。
为了这一目标，在目前的关键阶段，政策圈和学界负有特别责任，去尽可能多地讲清楚我们所看到的，而不是火上浇油。要讲清楚，我们就有必要换位思考，通过对方的视角观察现实，哪怕我们可能不赞同。
眼下，沙文主义更容易流行，而扎实的战略和良好的政策却弥足珍贵。我期待有更多善者智者，贡献智慧探索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最典型的当代安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