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80年以前有许多外地设计院所内迁时都选中洛阳
大家知道为什么1980年以前有许多外地设计院所内迁时都选中洛阳，愿意迁到洛阳来的理由吗？说出主要原因可能大家要笑破肚皮。1967年后战备疏散，有许多东北三省的设计院所要往内地迁。许多设计院所迁到洛阳来向上级打报告里冠冕堂皇表面理由是洛阳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厚。。。。。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瞄准河南市民粮本上定量粮食中白面比例高这个小小的区别来的。
你别小看这个粮本上定量粮食中白面比例这个小小数字。它决定一家人每个月能吃多少斤白面。当时的东北三省不产小麦大米，只产高粱。于是东北市民们月月吃很多高粱米。天天吃高粱米，东北人没有一个人不厌烦高粱米的。当时河南省周边几个省市民粮食供应中白面都比较少，例如山西省就是30%白面，其他粮食是玉米面等杂粮。山西市民们听说河南省城市居民定量粮食中白面是45%都羡慕死了。就是这个小小的粮食定量供应中的白面的45%吸引着大批外地科研院所想方设法往洛阳迁移。例如石油部某设计院（当时和一公司在一起成为XX总队）就是从东北迁来洛阳的。为什么他们不把工作单位放在洛阳市区而放在当时的郊区关林？那是因为石油部有规定：离开城市8公里以上的单位才能给职工发放每月12元的野外津贴。如果把工作单位选在市区，这12元就没有了。而选在关林，正好离市区8公里以上，可以拿12元的野外津贴。而那个年头每月比地方职工多12元，这就把洛阳本地职工羡慕死了。
学习了:) 楼主给年轻人讲一讲粮票布票等票证知识:handshake :funk:那就是说，现在有的单位迁走不是因为洛阳大环境不行而是别的地方给力更多的白面了呗 :funk::funk::funk: 现在洛阳的优势都已经不在啦 过去国家开个会，一般百姓都很关心，因为结果牵扯百姓的利益，现在哪？除了聊天时能用上，中央开会说让涨工资，你老板会响应吗？老思想还觉得国家政策作用是巨大的，其实慢慢它起作用只是宏观起作用，关键还是看当地的人有什么做法。 石油系统牛！俺们系统6元。 民以食为天 :lol :lol:lol :lol:lol:lol:lol 原来如此啊！唉！那个年代、 例如石油部某设计院（当时和一公司在一起成为XX总队）就是从东北迁来洛阳的。
是红旗总队吧？？？ 照着这思路走,没错.谁再迁洛阳每人每月发贰两白粉,:lol :lol 洛阳当时白面比例确实高。我小时候在外地时天天吃高粱米和窝窝头。洛阳就能吃白面。 “当时的东北三省不产小麦大米，只产高粱。”
不产大米有点不太对吧，辽宁的盘锦，黑龙江的五常，牡丹江都是传统的水稻产区！ 当年就是为了吃粮，最开始武则天为啥放着西安不待非要来洛阳。也是应为洛阳这边四通发达，粮食好得，也更为富庶。 原来如此。 ;P 情况是这样，如机车厂。 河洛大风 发表于 2018-5-16 11:47
“当时的东北三省不产小麦大米，只产高粱。”
不产大米有点不太对吧，辽宁的盘锦，黑龙江的五常，牡丹江都 ...
统购统销。菜店是国营的。 现在走主要为下一代考虑。 我在网上说1976年前市民粮食定量每月26斤不够吃。有人问道：“粮食不够吃，为什么不买午餐肉罐头吃？”还有人骂我们是饭桶，因为他们现在每月只吃6斤粮食就够了。
请看北京市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部门的困境，那三年之后情况好转，但食品定量供应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停止。
北京市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食品
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
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
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
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
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
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民以食为天
学习了 1980年前（非三年困难时期）洛阳市民与北京市民相比食品供应相同的有：
1）每人每月凭粮本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
2）普通市民每人每月凭粮本可购粮食26斤，中学生32斤左右。
3）肉食每人每月凭副食品供应证半斤左右，鸡蛋半斤左右。
1980年前市民买肉大家都要买肥肉，不愿意买瘦肉，因为肥肉上的猪油需要切下来炼油，过年前许多家要存一些练好的猪油，以便过年时炸麻叶，油糕什么东西。炼油剩下的油渣也舍不得扔掉，在炒菜时把油渣加进去也带点荤腥。现在大家知道，练过油的油渣对身体有害。 真实情况。 大米白面是细粮。其他是粗粮。 1980年前中国的大学里是个什么情况？请看北京大学教授潘惟钧的文章：
遗传学与我的第一次科学研究
北大生物系著名教授，曾任北大生物系副系主任潘惟钧
我1955年进入北大生物系，开始是动物学专业，后改为遗传学专业，1960年毕业并留系任教。
在当时遗传学已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学，中学都不容许讲遗传学。1956年为体现“双百方针”召开了青岛遗传学会议，1957年开始可以在北大开设遗传学课了，被强制命名为“摩尔根遗传学”，由李汝琪教授讲授。实际上是作为“米丘林遗传学”的对立面的“脱离生产实践”的资产阶级学说而开设的。两门遗传学同时开设，还举办了两次讨论班。那时的讨论班当然是一面倒地批评遗传学，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李老先生坐在那儿听着，不发一言。也许他怕引火烧身，也许他认为实在不屑于一辩，更可能是两者兼有。对此我们学生觉得很扫兴，巴不得他站出来辩论，气氛就活跃，火药味就浓了。
1958年大跃进，人民日报和中央台不断报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小麦地，水稻田亩产10万斤的高产卫星，而且还登出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小麦和水稻丰满得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为了追赶“科学前沿”，我们生物系全系师生在党总支书记陈守良亲自带领下奋战三天，把蔚秀园（就是我现在正在写这份回忆的地方）里14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全部拔起来，硬插入一亩地里，奢望也放一个卫星。结果当然颗粒无收，总结起来都怪自己毛泽东思想没学好。
第二年，人民日报和中央台又报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各地农民纷纷成功地进行了牛与猪，牛与羊......的动物远源杂交，以期培养出特大号的猪羊，还附有照片。（随便说一下，对于影响如此之大和严重的，长时间的造谣，人民日报却从来没有辟谣和道歉，只是说“浮夸”而已）。在那些年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早已把遗传学理论彻底打倒了。谁敢再用遗传学理论来质疑这些“卫星”的真实性，那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思想，找死。李汝琪当然懂得“沉默是金”的活命哲理。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北大校长陆平坐不住了，他向我们传达了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刘仁的重话：农民弟兄已经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还要养活这么一大批脱离实际的生物学家干什么？陆平警告说：现在到了你们生物系和生物学生死存亡的关头，连农民都赶不上，生物系还有办下去的必要吗？赶紧赶上去，不但要远源杂交成功，而且要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
于是我们班的毕业论文就是动物远源杂交，全班同学整整半年，停止一切课程，“白手起家”建起养兔场，接着把牛精液，猪精液，狗精液，海狸鼠精液，鸡，鸭，鹅的精液给兔子作人工授精。
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56级）则常驻动物园采集大象的精液，作象X猪杂交，想让猪长得像大象那么大。面对一头被诱导发情的大公象进行采精，真是把小命搭进去了。
当时，北大生物系与全国农民进行着同样疯狂的“科学实验”。但不同的是，我们在王平老师的领导下，花了极大的努力，防止公兔们通过极其简陋的破烂兔笼与输了牛精，猪精，狗精的母兔偷情，而且每批杂交都作兔-兔交配的对照。结果当然彻底失败。第二个不同，是承认失败而没有弄虚作假。这大概就是“有着深厚科学底蕴”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境况下，唯一能够保持的“科学性”吧。
最后是我们全班同学共同“发表”了唯一的一篇毕业论文：“论动物远源杂交的伟大意义”，因为自己什么也没做出来，所以重点放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农民弟兄做出了足以颠覆遗传学旧理论的伟大实践。而我们没做成功是自己没学好......思想，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应当向工农兵学习。这篇毕业论文在大会上宣读时还邀请了科学院遗传所的专家来“受受教育"。
我虽然半年没上课，但是与班上几位男同学一样，学到了一般学生想像不到的手艺：采集牛，猪，狗，兔，鸡，鸭，鹅和海狸鼠的精液；用手一摸就知道母兔肚子里的胎儿多大了，等等等等。我还学会了给兔子结扎输精管。你们也许不知道，兔子是“交配刺激排卵”的，所以在给发情母兔作人工授精之前，先要用结扎了输精管的公兔与其“假交配”，刺激她排卵。
终于毕业了。我被分配留在生物系任教。
此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卫星：农民将蛇的精液对家蚕人工授精，成功地获得杂种。目的是培养像蛇那么大的蚕宝宝。
于是我作为生物系教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继续动物远源杂交：重复蛇X蚕杂交。
当时已入秋，北京不能养蚕了，只有到广东去进行这项杂交研究。
说走就走，连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来不及拿，就孤身一人去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的蚕种场，开展家蚕的远源杂交。
这次因为就我一个人，没人监督，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工作。第一步就是重复农民放的卫星。人民日报说用注射器把蛇的精液注入母蛾的腹腔就行了。我用同样的方法反复把雄蛾的精液注入雌蛾肚子，无法受精，意料之中的。查了书本才明白原来雌蛾输卵管末端泄殖孔处有两个半粒米大小的储精囊，雄蛾在交配时将精液射入储精囊，雌蛾产出的每一粒卵上都有受精孔，卵粒经过储精囊出口时精子就从受精孔钻进去。于是我用酒精灯拉出玻璃毛细管，导入雄蛾的精液，再用嘴把精液吹进雌蛾的储精囊。结果产出的卵受精率达到９５％以上，与天然交配的受精率一样。
接下来就进行远源杂交了。这种心情挺有意思，明明知道做不成功，但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并且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我先用蛇和猪的精液与雌蛾杂交，失败。再输入亲缘近一些的昆虫精液，包括蟋蟀，蝗虫，萤火虫，螳螂，......，总之身在农村，五花八门的虫子有的是。还是不成功。最后一遭是与亲缘最近的蓖麻蚕杂交，仍然失败。
一个人“孤军奋战”了整整4个月，灰溜溜地被教研室召回。
在向教研室全体教员的汇报会上，（这是我第一次以教员的身份参加教研室会议）我特别强调了雌蛾生殖器的结构，受精途径，蚕X蚕人工授精的成功，说明按人民日报所说的把精液注入腹腔是根本不行的。我列出了全部数据，......。
讲完，大家沉默不语。只有一位老师作了评论：“我们所从事的是人类从来没有进行过的伟大事业，只有抱定必胜的决心，才可能成功。假如一开始就抱着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反正做出来什么就什么的所谓科学态度，那注定要失败的”。这段评论教我受用终身！散会后教研室主任王平悄悄对我说：“还是该实事求是”。
以上就是我毕生第一次科学研究的故事。第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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