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的前世今生（下）：无数人的贪婪、侥幸，让“金钱永不眠”
作者——王志刚大湾区的动力之源——人性
如果说大湾区的上半场，是政治家的锐意破局，那么大湾区的下半场，便是人性的充分释放。这一阶段的主角，正是无数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普通人们，其中又以企业家最为典型。 企业家的进化史，也是大湾区的产业升级史：
从 20 世纪 80 年代，部委企业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走私贩私、倒卖批文的贸易时代；到 90 年代，民营企业开始起步，以华强北为代表，家电、消费电子引爆的元器件需求催生的电子时代；再到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入世，互联网产业第一波行情开始爆发，工厂经济向楼宇经济转型，手脚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如今，高科技产业全面开花，大湾区成为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世界工厂。 大湾区的每一次跨越，都踩准了全球产业发展的节奏，也洞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抓住了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完美演绎了一众专家们都看不懂的中国产业化特色。每一次的跨越都惊险万分，但每一次都实现了华丽转身。 透过现象，归结背后的原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人性的力量。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上千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甚至不少巨富本来就是草根出身。他们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做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
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他们是遍地燎原的野火，映红了古老中国的天空。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也走上财富之巅，他们富可敌国，却又如履薄冰，仿佛一叶浮萍，命运浮沉。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无暇思考大湾区这样宏大的命题，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他们身上，我总结出了人性的三大特点：贪婪、侥幸、虚荣。这三大特点是所有人的共性，你我都不例外，但细分起来又有积极的、消极的两面。有人把消极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或是无止境地贪婪，以赚钱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或是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空手套白狼，成为胆大包天的“赌徒”；或是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不断搞出些大新闻，吸引大众眼球，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把它变成雄心，那么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个人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一个人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那么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者。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华为，并不是第一天就想着引起美国总统的关注。在华为起步的时候，任正非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这些跟如今的华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却是当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为“倒爷”的天赋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偶然一次，他通过辽宁省农村电话处的一位处长牵线，开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试水赚到第一桶金后，他才决定走技工贸之路，扎根通信市场，最终使华为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贯穿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华为如果要感激时代、感谢大湾区，那么，不是感激它们的扶持，而是感谢它们的成全，感谢它们提供的机遇，感谢它们对人性的尊重。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这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除了企业家外，人性还广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大湾区崛起不是少数商业明星的光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
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无一例外都是俗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普通人们。 改革开放之初，除了深圳、蛇口这种由国家主导的贸易区以外，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经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人与土地被强行绑定在一起。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是未来。
更何况，伴随着粤语文化的“北伐”，劲歌金曲风行全国，远在内陆的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就是这一点微小期待，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充满未知的珠三角。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愿望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20 世纪 70 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快速崛起，但到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时候，它们——特别是香港——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问题：劳动力、土地资源有限，生产要素成本急剧攀升。香港一千平方公里的一片弹丸之地，光靠制造业的转移，人均一万美元的 GDP 收入都难以实现。香港想要继续发展，腾笼换鸟成了必然选择。 就在这次产业转移的契机下，中国打开了门户，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天时。但彼时的西方资本一是看不上中国，二是也不敢来。在他们看来，这里没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有一片朝令夕改的经济特区，前途莫测；没有熟练的劳动力，更没有完善的产业集群，根本不具备投资的可能性。 但是，欧美大资本不进来，总会有人进来，胆子最大的一批人就是港商。他们钱不多，但是有信息、有订单、有渠道，而且跟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就是几年前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这批人就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从 1980 年开始到 1988 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本地的农民无须费神费力，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 四十年多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人性。 一个朋友讲的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新一代 iPhone 发售前，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一天午夜，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半个小时后，一条生产线开始以 24 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 iPhone。
三四十年前洗脚上岸的农民工、今天的富士康工人，为什么都如此敬业？是因为道德水准高吗？无非人性古今皆同罢了。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光辉温暖的温室花园，而是充满残酷搏杀的黑暗森林。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们可以用正能量引导人性向善，但千万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旦按照纯白无瑕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大众，这个国家只能批量地生产伪君子。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了盛极一时的美国西部片——黄沙与烈酒共舞、牛仔与恶徒相伴的美国西部，是人性的地狱，也是野心家的天堂。但摆脱文学视角，从大历史观来看，始于18世纪末、终于19世纪末的美国西部大开发，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美国登上世界之巅的基石。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大湾区，正如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沧海横流的年代，英雄辈出的舞台，激发起了中国人压抑了许久的精气神。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这种对不合理、非均衡社会现象的极大程度容忍，体现在诸多方面：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与突破……这样的容忍使大湾区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碧桂园接班人杨惠妍
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大湾区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 总结大湾区四十多年生成史，关键词是“生态”。这个运转正常的生态体系就像是一把筛子：米往哪里走、糠往哪里走、石头往哪里走，各归其位。上至执掌一方、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中至人生际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体，下到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普通打工者，他们都是大湾区生态的一部分。 对政府来说，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生态学中，对于湿地而言，维持其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千分之三的含盐量；类比于社会学中，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职能之一。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在政府和企业的宏大视角之外，对于每一个希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抓住机会，改变自身命运、家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甚至改变了世界。 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 50 后这批被耽误的一代精英的长期积蓄能量的释放，80 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 60 后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摆脱世代种地的强烈愿望，90 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 70 后的一群普通大学生受改变阶层命运的理想驱使，那么 21 世纪最初十年的大湾区动力就是 80 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不愁吃喝群体的创造力的爆发。
到如今，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依旧如同潮水一般不停地朝这片热土涌来。一代代创业者也在这片土地上崛起，消费品、房地产、互联网成为他们新的主战场。金钱永不眠，欲望永不眠，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是人性的激荡。 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人性的水推动了大湾区的船，顺水行舟最终成就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生态，这正是大湾区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大湾区的来世：生意、生活、生命
讲完了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更多人可能更关心大湾区的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究竟能否超越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引领世界？深圳能否引领大湾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热土在哪里？这是所有关注大湾区的人都关心的三大问题。大湾区的来世也隐藏于其中。 从规模上看，大湾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将会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纽约湾区最强的是金融，是全球资本力量的代言，资本大鳄齐聚，可以说是“财力”强 ；旧金山湾区最强的是科技，是全球科技文明的代言，顶尖人才汇集，可以说“人力”强；东京湾区的现代工业体系最发达，是制造业、工业文明的代言，可以说“物力”强。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处在什么地位呢 ? 在财、人、物之外，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场”，即一个超级国度所构成的具有巨大单一体量的“超级市场”。市场大就厉害吗 ? 当然不是，核心还是“连结”和“转化”。
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上，粤港澳大湾区真正要扮演的角色，是对外“深化开放”，对内“区域融合”，是内外转换的“超级市场转换器”。 从 1.0 阶段的“请进来，走出去”，到 2.0 阶段的“核心城市异军突起”，再到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素流通、优质生活圈共建为标志，成为集全球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国际活动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信息中心、交通枢纽于一身的世界级城市群。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 3.0 阶段。 2017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取代了原有“珠三角”和“泛珠”等提法，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更名可谓内蕴深远：“大湾区”三个字，展示比肩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级湾区的雄心；“粤港澳”三个字，明确了区域一体化的路径。广东学习借鉴港澳制度透明化、法制化、现代化的先进因素，破除壁垒，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在大湾区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一体化。 作为城市演进的终极形态，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要素流通，要素流通的前提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大湾区内部，海运、空运、高铁、城轨、地铁组成的多式联运交通网络，是提振大湾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当前城市竞争的关键在于规模效应、满足需求的时效性，而交通枢纽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的关键。从商贸物流到人文交流，从产业创新到产业协同，从物理距离到全面互联互通，拥有多种重要交通方式的枢纽区域将成为下一步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刻改写大湾区的经济版图。 伴随交通条件改善，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旅康养等生活要素的流动，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红利。
这种红利，我把它总结为三“生”有幸，即生意、生活、生命三者的统一：在生意上分工协作，在生活上丰富多彩，最终为生命创造价值。 从生意上来讲，深、莞双城记正是典型案例。2019 年 4 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他认为深圳将会超越“硅谷”的原因在于：“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深圳意识到加工制造的土地产出过低，已经无法支撑国际都市定位之后，就强势启动了一波制造业北迁。深圳的制造业，首先是从关内转到关外（1982 年 6 月，在深圳经济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立了一道关卡——二关线，它就是指关内、关外的分界线。关内包括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四个区，关外则包括宝安、光明、龙华、龙岗、坪山、大鹏六个区），之后伴随关外土地、房租和用工成本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向临近的东莞溢出。从这个角度讲，华为从市区搬到东莞松山湖，并不是抛弃深圳，而是在同一都市圈内进行资源再配置。制造业会逐渐向都市群外圈移动，核心区高房价留下的是金融与总部经济；东莞多年沉淀的加工制造经验，与深圳形成了完美的配合。 深圳创造、东莞制造，一方面让深圳实现了腾笼换鸟，走向高端产业、产业高端，相同面积的土地，原来收获“土豆”，现在开掘“黄金”；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莞改头换面，大众印象中的东莞就是一个大加工厂，实际上它已经走出了一大批品牌企业。电子行业的 OPPO、VIVO，食品行业的徐福记、华美食品，服装行业的都市丽人、以纯等，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莞品牌。
相对于东莞中小制造企业的总数量，这些品牌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朵浪花。东莞的品牌塑造，在接下来十年将迎来最好的机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小而美的高品质需求，将为东莞的中小制造业提供难得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东莞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并且这种无缝对接的产业链具有全球的竞争力。可以说，深圳与东莞在这场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实现了真正的双赢。 从生活角度而言，三“生”有幸的表现形式就是同城化，即一小时生活圈：一边享受深圳的发展机遇，一边享受珠海的椰林海风，一边享受着顺德的千年美食，一边享受广州的千年底蕴，生意、生活、生命三不误。 大湾区这几大核心城市的对比，永远是个有趣的话题，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广州和深圳，我是这么说的：广州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虽然有很多枯枝败叶，但盘根错节，极有味道；而深圳则像移植过来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精致，但无法与广州的根深叶茂相比。 生活在广州与生活在深圳的对比，就像深秋去户外游泳，站在岸上看寒潭清冽、水波荡漾，觉得水里冷；待鼓起勇气下水后，再看岸上落叶萧萧、草木摇黄，觉得岸上冷。其实究竟哪里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今天的深圳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隐含着危机——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大幅拉高了深圳的生存门槛。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铁上和街道上很少看到中年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极少有老年人。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心中希冀尚存，而人到中年则更容易认清现实，选择离开。
面对这样的现状，很多人批判深圳的未来被高房价绑架，向上流动空间萎缩，年轻人的创业活力被彻底扼杀。应该说，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国家对深圳一直寄予厚望，所以才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定位，给予众多的利好政策。这些利好的本意，在于助力实体经济、推动创新发展，不能—— 也不应该—— 成了房地产的炒作概念，深圳的确应该提高警惕。 不过，总的来说，人的流动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样，企业自然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扩散，部分人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这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不仅是深圳，香港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区别在于：深圳有广阔的内陆作为腹地，香港的青年则毫无退路，只能坐困愁城。如果说以前的香港是江湖，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鱼跃龙门，现在的香港就是玻璃鱼缸，大鱼之下，虾米举步维艰。但深圳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无数年轻人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但他们对深圳的未来和自身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以青春赌明天，放手一搏，成败无悔，即使失败了，也有家可归，有乡可回。这个不断逆袭与淘汰、拼搏与进取的过程，使得深圳能够永远年轻。
伴随大湾区 3.0 阶段的到来，一体化将彻底改变大湾区的格局，核心城市的生存压力会得到极大缓解，普通人也可以享受生活，兼顾生意，并且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充分舒展。这个改变将会在这三五年当中陆续展现出来，其意义非同一般。珠江三角洲很多潜在价值会充分地涌现，比如美食、民宿、民俗文化都会成为大湾区共同的财富。三“生”有幸将会孕育巨大的商机。 回顾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与来世。不难看出，除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方式、地位的经济使命之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将在技术突破、社会治理创新、法律监管加强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 和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三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都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同一种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模式、经济自由度、市场开放度、营商便利度、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其他三大湾区所没有的制度难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制度的多样化带来了互补性，如何打破人为的藩篱，使粤港澳大湾区以一种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集两制之利打造三“生”有幸，是它未来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放眼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地理上的边界、制度上的壁垒确实存在，但人的勇气、智慧与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
“3+1”改变中国洋洋洒洒近两万字，在本文收尾之际，我想用“3+1”来概括这部粤港澳大湾区生成史：第一组是大湾区赖以生存的基石——尊重常识；第二组是大湾区发展的源动力—— 尊重人性；第三组是未来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则是广东两千年帆影不绝所形成“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核。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讲，大湾区的崛起之路，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包容，从传统且发育不全的制造业弱国到世界工厂的艰难转型之路。解读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我们又能得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内在规律呢？我想同样可以用“3+1”来总结。 第一，逼出来的改革。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不可能走到今天。所谓的“逼”，无非就是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让效率优先成为共识。 第二，放出来的活力。想要提高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有求必应、无需不扰。这种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并非削弱政府的职能，恰恰相反，越是自由高效的市场，越需要高度负责的政府，政府与市场两“场”统筹，各安其位，各谋其政，互不打扰，互相成就，活力自然得以释放。
第三，摸出来的市场。指导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就是“看不见的手”——价值法则，而价值法则的载体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压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规律，因为它是效率的发动机。只有市场经济能提供最大的效率。四十多年来，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内在逻辑——市场化。 昨天的中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小则需要补课，大则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这所大学校，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甚至把中国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今，民粹主义的思潮在全世界泛起，中国的外部环境难言乐观，我们自己应当有客观的认识：正是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才使中国能够堂堂正正地与世界对话，我们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这三点几乎贯穿了大湾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这也是整个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核心。 至于“3+1”的“1”是什么？我认为是挡不住的国运。中国一路走来，面临无数次的危机，从濒临开除球籍的贫困，到“左”倾严重的保守主义、经济过热的投机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政治风波、国进民退带来的垄断问题、泥沙俱下的权力寻租、大放水而积累的经济泡沫……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极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好多次我们都认为过不来的坎，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往往这都是整个中国更上一个大台阶的前夜。 我从大学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来一直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然而越到晚年，我越倾向于不可知论。前沿物理学理论的探索也印证了这一点：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观察、解释的现象，不一定都是迷信。因此，国运之说，不当以虚妄之言一概而论。只要不犯颠覆式的错误，我坚信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2020 年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已经构成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次剧烈震荡和冲击。和十七年前爆发“非典”时相比，贸易、金融、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紧密连接，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可以预见得到，本次“新冠”疫情的规模、量级、破坏性，远非 2003 年的“非典”可比。就影响力而言，这次疫情甚至可以说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化合作的大趋势正在退潮，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开始抬头……未来究竟会走向何处，都尚未可知。 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认清规律的重要性，越要尊重人性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犯颠覆式的错误，走向大国崛起的未来。或许，这才是大湾区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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